近讀《中華讀書報》“國際交化”版林一安先生《常凱申現象又復來》一文，不禁聯想多多。該文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指出了現代出版社新近翻譯出版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傳》中譯本，存在諸多翻譯及編輯的謬誤。這是一篇有說服力的翻譯評論。盡管林先生聲稱未看到該書原文，僅是從部分中譯文中明顯發 現的錯譯，這些已經夠令人吃驚了。從中透露出的翻譯質量監管缺失，更是翻譯出版界多年存在的老問題。
    林先生沒對原文就能指出這么多誤譯，而且言之有理，顯見這些誤譯，并非什么玄奧懸疑的翻譯難點。像重現譯名“常凱申”這種現象，那更是文學翻譯常識之誤。憑我膚淺觀察，造成那些誤譯的可能原因，一是原作者斯塔文斯，對西班牙某些習俗的疏忽，在英文原作中就存有瑕疵。如對馬爾克斯、略薩姓氏的不當稱呼。二是譯者只懂英文。對西班牙文及拉美文學不甚熟悉，以至對人名、書名等許多專用名詞，背離了約定俗成的共識。如把傳統公認的法國著名作家儒勒•凡爾納譯成“朱爾斯•沃恩”，把蘭波譯成“里姆鮑德”，這就太不靠譜了。三是責任編輯粗心未盡責。如外祖父名字前后不一，神父與收師錯用未糾正等。
    本書譯者曾出版過多部英語譯著，有一定文學翻譯經驗。上述這些可謂翻譯中的淺顯硬傷，在翻譯中一般不難避免。那么翻譯出版界，何以還會出現上述這種“常凱申現象又復來”呢？作為一名老翻譯出版人，此前我多次就翻譯質量問題，寫過文章，提過建言，現在也想就林文再抒己見。
    愚見之一，文學翻譯是細活，不能速食造快餐。都說文學翻譯是基于原作的再創作，至今被傳頌的名家佳譯，無不是數年磨一劍，精雕細刻才問世的。只是如今市場經濟條件下，幾乎行行都在追逐利潤，翻譯界自然也難免俗。為了搶市場，爭盈利，不少出版社不惜高價買版權，流水快翻譯，包裝搶上市，劣質不擔責。前一陣，有出版社出版《喬布斯傳》，采用什么“眾包法”，多人分譯，流水作業，連譯帶出，不到一個月就完成了50萬巨著的翻譯出版，其翻譯質量后來引來不少人詬病。還有的快到中譯本能與原著同時公開出版。像這樣速食出來的翻譯快餐，翻譯質量能有保證嗎！
    尤其是涉及不同國家語言和文化的著作，翻譯中更需查閱、考證許多相關的資料。假如只懂英語的譯者，能多花點時間，查證和咨詢一下有關西班牙文化的知識，必然會大大減少上述那些誤譯。可見搞翻譯，必要的功課絕不能少，更不能丟。所謂文責自負，就是要求作譯者，對書稿觀點、作品版權及其所表述的成果和方式都要負責。
    愚見之二，劣質翻譯首先要問責出版社領導。林文說：“這責任，編輯出版界恐怕也難逃干系”。出版社疏于把關，當然難逃干系。對此我想強調，編輯雖有責任，但首先更應問責出版社領導。
    從道理上講，責任編輯自然要對全書的內容和質量承擔責任，但我也要替編輯說幾句公道話。在實際工作中，編輯不可能對各種外語及不同學科的知識都掌握，遇有十分陌生的書稿，只能約請社外懂行學者擔任外編。通常情況下，責任編輯主要從事：選題策劃、選擇作者、把握政策導向，審讀內容的科學性及邏輯性、進行文字加工及裝幀設計、協助宣傳及營銷等等。限于編輯本身知識結構的局限，對于書稿中專業性較強的內容，包括需要嚴謹查據、考證等學術性問題，都有賴作譯者交稿前負責處理，這類誤譯的賬不宜算在編輯頭上。林文所列舉的誤譯中，無疑有編輯失職之處，例如全書連起碼的人名身份必須統一呼應這一點都沒做到，顯然太輕率了。
    不過最該問責的首先是出版社領導。是他們，在社里搞個人承包，給編輯下指標，壓利潤，逼得編輯每年發稿量，從以往的四五十萬字驟增到幾百上千萬字，以至粗心看稿，馬虎編書。還是他們，急著趕書博會，開發布會，搶先發行，先占市場，于是催譯者，逼編輯，疏把關，快出版，只圖名利到手，至于質量好壞，反正不會有人擔責。所以說，劣質翻譯的出現，很大程度上都是因出版社領導受利益驅動而催生的。
    愚見之三，翻譯治劣呼喚譯德回歸。翻譯根本治劣，有待相關部門深化改革，綜合治理。但有一條至關重要，只需身體力行即可見效，那就是譯者要恪守譯德，崇尚學術，嚴謹治學。現今許多劣質翻譯，固然也有因水平所限，一時誤判，但更多的則是出于追名逐利，戲待譯事。仗著大多讀者不懂外文，看不到外文原著，翻譯中求快不求準。他們偷懶查典考證，不懂胡猜亂編，任意漏譯跳譯，不惜忽悠讀者。一句話，就是譯德淡忘。有的甚至抄襲剽竊，翻譯造假，那更是譯德淪喪，觸犯法律。為此，很有必要大力呼喚譯德回歸，使每一位熱愛翻譯事業的譯者，都能嚴格自律，強化翻譯工作神圣的責任感，時刻自覺遵守翻譯職業道德。
    許多高尚的翻譯前輩，在恪守譯德方面已經為我們做出了很好的榜樣。楊絳先生有句名言：“譯者好比一仆二主”。她把原作者及讀者尊為主人，把譯者比作仆人，就是強調譯者，要像面對主人那樣認真和負責地對待翻譯工作。我更想起蕭乾與文潔若夫婦翻譯《尤利西斯》中的嚴謹態度。為了人名、別名、昵稱、人物關系、以及地名等專用名詞的統一，他們做了6萬多張卡片。原著中有德文、希臘文、希伯萊文等語言和文化難點，他們多次找季羨林、楊憲益等朋友幫忙。為準確翻譯主教、神父、蒙席、司鐸、助祭等神職人員的職銜，以及圣洗、圣振、圣體、布道、瞻禮等教會禮儀，他們請教了北京教堂的人士還不放心，又列出沒把握的，要我幫他們向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請教。喬伊斯在書中有意寫了許多天象學的內容，他們遍查專業詞典之后，又特意托人送請氣象局專家審閱。正是如此一絲不茍地道道把關，才大大減少了粗心大意可能造成的誤譯，體現了負責任譯者的崇高譯德。我在想，隨著廣大翻譯工作者職業道德及敬業精神不斷提高，“常凱申現象”應該不會再復來，翻譯粗制濫造局面，也必然會得到較大程度的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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