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一生中會遇到很多貴人，在某個重要關頭，他們會給你幫助，給你指點。姜先生（我一直尊稱姜椿芳同志做姜先生）就是我的一位大貴人。

 

     我第一次見到姜先生是在1941年。當時我做文字改革工作，是在領導我工作的地下黨員許中同志家見到他的。我當時還不知道，他其實是這個工作的領導人。怪不得他后來對我特別親切，像老師對待學生一樣。

 

     1947年，我給我朋友編的兒童雜志譯點稿子，當時經濟情況不好。姜先生從我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好朋友倪海曙同志那里聽說了這件事，托倪海曙同志帶話給我，說時代出版社要出兒童文學作品，知道我學過點俄文，叫我就譯蘇聯兒童文學作品吧，譯一本他們給我出一本。這真是一個意外好消息，我就這么做了。譯出來在時代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書是《亞美尼亞民間故事》，接下來真是一本接一本地譯，一本接一本地在時代出版社出版，從解放前到解放后，直至時代出版社遷往北京。我自忖生下來大概是應該做兒童文學工作的，從那時候二十幾歲做到如今八十幾歲，而讓我走上這條道路的貴人之一，就是姜先生。

 

     我當時為時代出版社譯書，姜先生有兩件事讓我念念不忘。

 

     第一件事是譯書伊始，他首先給了我一張譯音表。是十六開的一張黃卡紙，上面列出俄文所有的聲母、韻母和音節，每個聲母、韻母和音節旁邊標上一個漢字。譯書時碰到人名地名，每個音按照譯音表上的漢字寫就行，當時，已經約定俗成的人名地名除外。這真是個好辦法，譯者不必傷腦筋去想漢字，所有譯者都用這個辦法譯，譯出來的人名地名都一樣，譯名也就統一了。

 

     記得“文革”期間，周總理指示各地譯世界各國史，上海分到的地區是非洲。干校把所有從事外文工作的編輯和譯者集中起來，成立“翻譯連”從事這個工作。譯者那么多，人名地名的統一就成為問題，又特地成立了一個譯名統一組。我們統一譯名就采用姜先生那個辦法。只有英語比較難，一個a字母可以發幾種音，便按國際音標標漢字。如今好了，新華社編出了世界姓名譯名字典、世界地名字典，譯者不可能什么語音都懂，一查即得，名從主人，又不會譯錯，方便之至。而在上世紀40年代開先河的，就是姜先生。

 

     第二件事是譯詩。蘇德戰爭期間，姜先生用林陵等筆名譯了許多蘇聯詩，后來結集出版，書名《蘇聯衛國戰爭詩選》，序言上寫出了他譯詩的方法。可惜手頭沒有這本書，這里只能憑記憶寫。

 

      俄文詩歌基本上是格律詩。可是俄文格律詩講輕重音，一個音步由兩個或者三個音節組成，即“重輕”、“輕重”、“重輕輕”、“輕重輕”、“輕輕重”。我們的語音不分輕重，格律詩講平仄，在這方面不同，但兩個音節或三個音節組成一個音節，卻是相通的。姜先生就嚴格按照原詩的兩音節或三音節一個音節譯他的詩，譯出后對譯詩的中文又仔細推敲。

 

      我給時代出版社譯兒童文學作品，譯了蘇聯馬爾夏克的幾本兒童詩，就學姜先生的譯詩方法譯。上世紀50年代，我托蘇聯友人，著名翻譯家加托夫把我譯的馬爾夏克兒童詩集拜送給馬爾夏克。加托夫來信告訴我，馬爾夏克要他把我的譯詩念給他聽。馬爾夏克先是閉目靜聽，后來忽然念起他自己的原詩來，最后很驚喜地說，語言不同，怎么節奏竟能一樣呢。我聽到這個消息，內心實在激動。我到現在依然愛譯兒童詩，依然照姜先生的路子譯，熟能生巧，越譯越順暢了。我曾跟姜先生開玩笑說，我譯兒童詩就是學他那樣“蓬嚓/蓬嚓/蓬嚓”，“蓬嚓嚓/蓬嚓嚓/蓬嚓嚓”的。

 

     2007年是姜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我懷念他。他真是我人生中的大貴人，我感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