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翻譯家、文化史學者、詩人楊憲益先生。
    1915年1月10日，楊憲益出生于天津日租界。1934年楊憲益到英國牛津大學莫頓學院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學，認識了后來與他相依相伴數十年的妻子，英國傳教士的女兒戴乃迭。1940年，楊憲益夫婦回國。
    2009年11月23日，我國著名的文學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在國內外翻譯界和文化界都享有崇高威望和相當影響力的楊憲益先生走完了他95年充滿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因病去世，令全國翻譯界和文化界都深感哀痛。紀念楊憲益先生，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豐功偉“譯”。楊先生一生譯著等身，他與夫人戴乃迭攜手合作，共同翻譯了上百種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創造了中外翻譯界的奇跡。紀念楊憲益先生，我們應緬懷楊憲益先生的豐功偉“譯”，贊美楊先生在中譯英翻譯領域的高超藝術成就，肯定楊先生在中國對外翻譯事業上所作出的杰出貢獻，然而，在我看來，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這些事情上，那又是不夠的。認真思考、深入探討“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這恐怕是我們在紀念楊憲益先生時更應該關注的問題，因為楊先生終其一生孜孜以求的正是為了讓中國文學、文化能夠“走出去”。
    也許我們永遠不該輕談霍克思與楊憲益之譯本孰優孰劣。當我們多少了解了一些譯者的命運時，就更不該妄加評判　
　　11月23日，95歲的楊憲益病故于北京；此前的7月31日，86歲的大衛·霍克思(David Hawkes)在牛津去世。短短五個月內，世界上最著名的兩位《紅樓夢》英譯者先后亡故。
　　20世紀70年代，楊憲益與夫人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or)合譯的《紅樓夢》與霍克思譯的《石頭記》幾乎同時出版，三人皆因此獲致巨大聲譽。后人或會猜測楊家與霍教授之間存在著某種競爭關系，當年必如武俠小說中常見的高手對決，非要分出個雄雌。然而這并非事實：楊霍分居歐亞大陸東西兩端，又因冷戰隔絕，故而各譯各的，對對方的工作幾乎一無所知，更談不上什么競爭的壓力或發奮的動力。相反，霍克思與楊憲益英雄相惜，兩家人日后亦結下厚誼。楊憲益先生晚年在海外出版英文自傳《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即是由霍克思的女婿、接續譯完《紅樓夢》后四十回的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作序。
　　兩本《紅樓夢》譯本，兩種情境
　　但楊譯與霍譯并非不可對照甚至對比。事實上，三十年來，述及兩種譯文比較研究的論文和專著，可謂汗牛充棟，不僅事關翻譯技巧，對譯本背后傳達出的文化背景乃至意識形態亦多有論及。
　　有人說楊憲益采直譯，霍克思取意譯。實際上并非如此。兩人當然都是直譯，只是意趣不同。概括地講，楊譯簡練，但略顯蒼白，文采不足�；糇g雖飽滿、耐讀，卻也有落口羅嗦與過度之嫌，有時甚至自由發揮、添枝加葉。
　　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副教授張南峰在所著《中西譯學批評》一書中，舉《紅樓夢》焦大發酒瘋一段，將兩譯對照，指出，楊譯過于整齊，有些字眼太“嚴肅”，“令焦大顯得像正氣凜然的英雄，而不大像口吐狂言的酒鬼”，霍譯有些段落雖“在字面上離源文較遠，但這種俚俗的語言和人物性格相當配合”�；羯踔辽焚M苦心，將中式度量單位轉換成英制，為此不惜調整數字，亦別出心裁，在字體和字號上多變花樣。
　　張南峰大概不知，按當時的標準解讀，焦大是勞動人民，屬正面人物，發酒瘋也是批判腐朽沒落階級，自然該正氣凜凜。
　　張引原著例句：“眾小廝見他太撒野了，只得上來幾個，揪翻捆倒，拖往馬圈里去。”曹雪芹沒有寫明焦大被拖走時臉朝上還是朝下，霍克思卻在此處加了半句：“and throwing him face downward on the ground”(臉朝下掀翻在地)。張南峰認為：“這個姿勢會令焦大痛苦不堪，卻令看熱鬧的讀者樂不可支。”
　　不過，一觸及書中的性事或褻語，楊憲益便不那么忠于原文，不僅能省則省，能略即略，甚至多有潔凈，至原著粗俗難耐處，寧可多落個一句半句也不可惜�；艨怂紕t全不避諱，予以充分還原，在處理薛蟠的著名春詩時，還額外給句中的性器加了一個“big”。
　　關于楊霍兩譯所呈現的兩種面貌，張南峰解釋說，實因兩國翻譯理念不同所致。英國講究可接受性，而中國的翻譯規范使楊憲益和戴乃迭傾向于充分性；另一層原因，則因紅樓夢在中國人心目中崇高甚至神圣的地位，“更何況這部作品是最高領導人評價很高的”。1980年，在澳大利亞的一個座談會上，戴乃迭說，她覺得楊憲益給自己的自由太少，譯得太直，太缺乏想象力，而他們欽佩的霍克思則有豐富得多的創造性。
　　霍克思個人喜好譯書，他本人也以向讀者傳達閱讀樂趣為己任，因而更重譯文之可讀性。而楊憲益夫婦在外文局工作，“是政府公務員，受政府的委托從事翻譯。所以，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各個領域的官方規范的制約”。出版其譯本的外文出版社也是非常官方的，然而該社的產品其實很難進入真正的英語文學市場，“其翻譯出版工作的實際效果，是提升中華文化的自我形象多于提升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統中的地位。這就是說，楊憲益和戴乃迭翻譯《紅樓夢》，是由來源系統發起的，主要是給來源文化中的讀者看的。所以，譯文沒有很大必要遵守目標系統的文學規范，卻很有必要遵守來源系統的各種規范。” 張分析說。
　　然而說到底，楊憲益從不是一個很拘謹的人，比起霍克思來，生活中的他更喜笑謔，由于嗜酒，朋友們贈以別號“酒仙”。1968年4月他因“帝國主義特務”罪名被捕時，還與戴乃迭整晚在家中喝酒，太太喝過就睡了，楊先生繼續，孰料喝到一半就被帶走。入監時，同號的犯人聞見他身上的酒氣，以為這老頭子喝多了在外面鬧事，才被抓來。坐了四年大牢，經歷了無數次提審和信以為真的假槍斃，楊憲益終于被釋放回家，四年前喝剩下的半瓶瀘州大曲還在桌上，卻早已發黃而不能續飲。
　　特殊時代下的翻譯人生
　　1915年1月10日，楊憲益生于天津名門，1936年入讀牛津大學，1940年攜英國女友戴乃迭回國，在貴陽、成都等地短暫任教后，入國立編譯館，受主事的梁實秋委派，著手英譯《資治通鑒》，從此以漢語經典英譯為終身事業。楊憲益譯一稿，戴乃迭潤色校改，夫婦合作無間，獲得舉世稱許。“50和60年代，對那些在困難中研究中國文學的西方人來說，他和乃迭已是當時的活傳奇。”閔福德在《白虎星照命》的序言中寫道，“若無他倆及其豐富的翻譯成果，我都不知道我們該如何入手。”
　　解放后，楊戴夫婦來到北京，任職外文局，瘋狂投入工作，譯出《儒林外史》、四卷本《魯迅選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和《白毛女》等眾多漢語文學名著。大躍進時，兩人主動響應，廢寢忘食，力爭工作量翻番，只用十天就譯完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
　　楊憲益闊少爺出身，性格中頗多閑散，然而工作中不能自主的地方實在太多，審查無處不在，且愈演愈烈，所以他對自己的事業并不滿意，并一度自稱“受雇的翻譯匠”。而且夫婦兩人的大量時間，都用于翻譯無數的最高指示和領導講話。楊憲益當年遭批判的一條罪狀是：中文里明明有六個“毛主席”，譯文只出現兩次，其他的都用“he”代替。戴乃迭亦曾奉命翻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憤怒之余，竟在譯稿上批注：這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在對外宣傳中非常愚蠢云云。此舉事后亦成她一大罪狀。
　　《白虎星照命》的英文頗明快，即便述及個人至痛至悲處，亦有幾分悲喜劇的色彩，或揶揄，或自嘲。講到自己在外文局食堂被批斗，被迫站到三張桌子摞起來的最高層，頸掛大他一倍的木頭黑板時，楊憲益還特意在行文中采用英制單位：“因為我離地十英尺，當時唯一的恐懼是他們會發飆，開始踹我，或在怒火中把我從高處推落。那我就要腿斷臂折了。”
　　他寫到自己在挨批時精神瀕于崩潰，時刻覺得同事欲行加害，竟要戴乃迭寫信給黨的統戰部派人來救他；他還覺得有壞人藏在出版社，操縱一臺邪惡的發報機，不停向他一人發送信息。他還幻聽，坐在家里，聽見毛主席在隔壁屋里說話：楊憲益不是壞人。
　　看到這里，讀者多半是要苦得落淚的。
　　楊憲益的翻譯生涯大部分不能自主。事實上他并不喜歡《紅樓夢》，尤其對書中無盡的宴飲感到厭煩。戴乃迭則始終無法理解賈寶玉為什么不帶著林妹妹私奔，兩人照例是奉命翻譯。相反，霍克思全憑對此書滿腔熱愛，才全身心投入其中，并很快就把翻譯《紅樓夢》當成全職工作，為此辭去了牛津大學中國文學教授的教席。他樂在其中，翻譯過程中自繪大觀園地圖，標明各個人物住房的方位，以求直觀理解原著。對書中人名、地名、餐具、食譜的中英轉換，亦樂此不疲。如丫鬟名全采意譯，戲子名法語化，僧尼和道士則統統譯作拉丁語。而或許世風使然，或許本人忌紅，霍克思不僅將書名由《紅樓夢》改回《石頭記》，亦改紅為綠，將“怡紅院”(Happy Red Court)譯作“翠喜堂”(House of Green Delight)。
　　霍克思不為國家雇傭，翻譯《紅樓夢》亦非效命于外宣，在嚴謹的學術態度下，盡可以自由為之，并以此為樂。誠如他在序言中所說，若英語讀者能從中得到他讀此書時樂趣的百分之一，作為譯者，他也便知足。
　　也許我們永遠不該輕談霍楊之譯孰優孰劣。當我們多少了解了一些譯者的命運時，就更不該妄加評判。
　　至少有一次，楊憲益是率性而譯的。那是他24歲在牛津讀書時，出于閑情(for fun)，而以仿冒的英雄體(mock-heroic)譯出了《離騷》。采用這種過時的詩體多少帶些嘲弄的意味，因為他一直認為《離騷》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幾百年后漢代的淮南王劉安。許多年以后，霍克思看到楊憲益譯的《離騷》，大為驚艷。
　　解放后，楊憲益調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譯專家，與夫人戴乃迭一起獻身中國翻譯事業，翻譯作品遍及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等各個門類，共計近千萬字，被譽為“翻譯了整個中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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