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中國翻譯，興耶？衰耶？意見不一。但是唱“衰”的多于說“興”的，并有文章見諸報端，分析衰落的原因，建言拯救的措施，以挽狂瀾于既倒。不過在我看來，似乎言重了。其實今天的中國翻譯，不見得有那么糟糕，翻譯問題也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不可一概而論，或者以偏概全。“興”也好，“衰”也罷，都是比較而言的。回顧一下中國翻譯的歷史，仔細看一看中國翻譯的現狀，可能會使我們的理智愈益清明，判斷更加準確，看法也更為客觀。
燦爛輝煌的昨天
無論怎么說，中國翻譯的昨天是輝煌的，業內人士對此都沒有異議。我們所說的“昨天”，一般指自晚清至1949年前這一時期。其間，出現了具有拓荒意義而且起點很高的譯著、眾多足以名留青史的翻譯家和高質量乃至具有經典意義的譯品。此外，由于解放思想，鼓勵論爭，容納歧見，在翻譯理論上也有很大建樹，甚至可以說，為爾后的翻譯樹立了理論標桿。這些都足以使其稱得上“輝煌的時代”。
當然，那也是一個屈辱的時代，一個試圖沖破思想的羈絆，尋找救國之路的時代。有識之士希望效法西方，興科學，辦實業，挽救日益衰亡的中國。知識界目光外傾，審視和倚重西學，并對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譯介，產生了難以抑制的沖動，從而催生了嚴復、林紓等為代表的一批中國翻譯的先行者。而稍后標舉“科學”和“民主”的“五四”運動，又使這種對西學的熱情進一步升溫。同時，出版業和文學社團勃興，為翻譯的生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生態環境。
嚴復翻譯了《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等八部西方著作，將“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等生物進化論思想引入社會學，曲折地表達了企求擺脫弱國狀態的愿望，把“富其君又富其民”、個人自由和群體自由等力主平等自由的西方思想，介紹給探求救國之策的中國民眾，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梁啟超、蔡元培、胡適都高度評價嚴復，稱其為介紹近世西洋思想的第一人。魯迅談及自己青睞《天演論》時說，“一有閑空，就照例地吃侉餅、吃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嚴復對中國翻譯的貢獻，還在于確立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成為后世中國譯者尊奉的圭皋。盡管從彼時至今的100多年里，譯家們對翻譯標準爭論不休，還時有“補充”，但始終跳不出嚴復當年所設定的“信、達、雅”框框。
幾乎與嚴復同時，不通外語的林紓，由他人解讀原文，自己執筆，“耳受手追，聲已筆止”，翻譯了232部包括英、美、法、俄、德、日、希臘等十多個國家的作品，幾乎對中國讀者進行了一場外國文學教育。魯迅、郭沫若、鄭振鐸、周作人等都曾言及林譯文學作品對自己的影響。稍后的錢鐘書還寫道：“林紓的翻譯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經是文學史上公認的事實……我自己就是讀了他的翻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那兩箱《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現，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接觸了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么迷人。”（錢鐘書：《林紓的翻譯》）。而其中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在當時影響猶大，不知觸動了多少年輕人的心弦。“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的詩句，便是很好的佐證。
已故學者蔣錫金曾撰文說：“十九世紀末，有兩部譯書驚醒了當時的知識界，推動了社會歷史的向前發展。一部是1898年正式出版的福建閩侯人嚴復（又陵，幾道，1853-1921）譯述的英國赫胥黎的《天演論》，它以進化論思想啟發了人們要變法圖強，從而人們又覺悟了圖強必須反帝；另一部是1899年開始刊布的福建福州人林紓（琴南，畏廬，1852-1924）譯述的法國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它以發展真性情的思想啟發了人們想到婚姻自由，從而人們又覺悟到必須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反封建。從當時這兩部譯書的‘不脛走萬里’，‘一時洛陽紙貴，風行海內’的情況看來，有人說清末革命民主主義的興起，辛亥革命的得以勝利，應該歸功于《天演論》和《茶花女》，雖然不免有些失之夸大，然而從思想啟蒙方面說到二書所起的作用，那是并不過分的。”（蔣錫金：《關于林琴南》）。從這里不難看出，順應時代的召喚，這些譯界巨擘橫空出世，而他們的煌煌業績，反過來又推動時代的潮流滾滾向前。這，也許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這是一個沖破傳統思想的藩籬，追尋新觀念，新理想的時代，活躍的思想氛圍為翻譯的繁榮創造了條件。意譯、直譯、編譯、譯寫等百花齊放，文言、白話、半文半白的文體同時存在。硬譯、意譯、洋化、歸化的論爭、不留情面的翻譯批評促進了翻譯的發展與提高。這一時期的翻譯風格和理論，之所以是中國歷史上最豐富、最為多元的，也許文化的寬容（允許不同觀點和做法的存在）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方面，林紓的翻譯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林紓現象，是中國翻譯史上的傳奇。一個不識外文，只諳母語的學者，靠了他人的轉述，操刀翻譯，原本不可思議。以翻譯的基本原則來考量，這是一種非常脆弱的運作模式，很容易為人詬病，進而被棒殺。如果沒有譯壇的寬容，社會的認可，如果當時只允許一種思想，一種理論，一種實踐能夠通行，林紓在翻譯界根本不可能有立足之地。林紓的巨大存在，給了我們重要啟示，即學界需要寬容，要給予不同思想、不同風格、甚至暫時被視為異類的文化現象以生存空間，只要它們不禍害或危及社會。這樣才能保證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也更符合客觀規律，因為世界本來就是多元的。
這一時期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很多翻譯家都兼是作家，如胡適、魯迅、周作人、郁達夫、蘇曼殊、徐志摩、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林語堂、冰心、許地山、夏丏尊、成方吾、田漢、夏衍、王魯彥、朱湘、瞿秋白、鄭振鐸、朱生豪、戴望舒、梁實秋、施蟄存、李健吾、梁遇春、趙景深、曹靖華、陳西瀅、王統照、王實味、傅雷、周揚、馮雪峰、耿濟之、樓適夷、趙家璧、周立波、徐遲等等，這里開列的名單并不齊全，但足以看出這支作家兼翻譯家隊伍之龐大，以及那個時代翻譯之昌盛。他們的譯作涉及英、俄、德、日、法、西等多種語言和國家，一部分則是從英文轉譯過來的。對于這些人來說，作家的文名遠大于翻譯家，但他們對中國翻譯的貢獻是不應低估的。魯迅的譯文幾乎占了他全部作品的一半，包括俄國文學中法捷耶夫的《毀滅》、果戈里的《死魂靈》，以及數量可觀的“被損害民族文學”的作品。在翻譯理論上，他也不缺獨特的建樹，“硬譯”、“直譯”的主張，對盛行當時譯壇的任意增刪和編譯之風起了糾偏的作用。茅盾不僅自己動手翻譯，還借助《小說月報》和《譯文》等文學刊物培植年輕翻譯人才。巴金的翻譯著作占了文學創作的一半，并以簡樸明晰的譯文影響讀者。此外，郭沫若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和《浮士德》（第一部）、蘇曼殊翻譯的拜倫的詩歌、徐志摩的《曼斯菲爾德小說集》、中國最早的莎士比亞戲劇譯者之一田漢的《哈姆雷特》、夏丏尊的《愛的教育》、瞿秋白的《高爾基創作選集》（內含《海燕》）、冰心的泰戈爾散文詩集、趙景深的《契訶夫短篇小說集》、戴望舒翻譯的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作品、李健吾的《莫里哀戲劇集》、周揚的《安娜·卡列尼娜》、曹靖華譯的眾多俄國文學作品、傅雷的巴爾扎克小說等等，都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些作家兼翻譯家，學養深厚，文字功力出眾，又兼通至少一門外語，從事翻譯當然得心應手，從理論上說，構成了源語和目的語掌握均憂的翻譯最佳組合。他們人數那么多，譯著數量那么大，涉及的國家和語種那么多，簡直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觀。難怪德國漢學家顧彬為此驚嘆不已，并不由自主地以此來貶損當代作家，認為不通外語是他們的致命傷，也使他們在創作上難望現代作家之項背。這里我們姑且擱置顧彬的話題，因為與本文關系不大，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代作家在煥發新思想的年代，都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也修過外語。而我們的知青作家就沒有那么幸運了，他們在揮舞紅旗的文化革命中，錯過了最佳文化修煉期，被拋擲到了一個文化缺失的荒蠻世界，連學習中文都沒有機會，妄論進修外語。當年文化上落下的傷疤，一輩子都無法抹去，使其中的大多數人幾乎和翻譯無緣。當然，這不是他們的過錯，是那個時代虧欠了他們。
翻譯之繁榮也要歸功于當時翻譯家的獻身精神和敬業精神。回望那段時期，不難發現，翻譯的條件很差：與國外交往不便，資料匱乏，詞典一類的工具書少得可憐，又逢時局動蕩，往往不得不攜家帶口逃離城市，居無定所，難有一張安靜的書桌。但他們視譯事為生命，在難以想象的困難情況下成就了自己的翻譯事業。朱生豪就是一個杰出的代表。他于1936年開始翻譯莎士比亞戲劇，排除艱深的語言障礙，好不容易譯好一部，稿子卻在1937年淞滬抗戰中部分被焚，但他并不氣餒，在隨后的逃難中補齊。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混在排字工中逃離任職場所《中美日報》館，保住了性命，卻丟失了另一部分譯稿，隨之又不屈不撓地在借居岳父家中時補上。此后不幸染上肺病，身體倦乏羸弱，卻仍勉力翻譯莎劇，態度一絲不茍，“每譯一段竟，必先自擬為讀者，察閱譯文中有無曖昧不明之處。又必自擬為舞臺上之演員，審辨語調之是否順口，音節之是否調合。一字一句之未愜，往往苦思累日。”（見朱生豪《莎士比亞戲劇全集》譯者自序）。終于，在1944年基本完成了莎氏全部戲劇的翻譯，同時病魔也終結了他32歲的年輕生命。縱觀他的一生，17歲進大學，磨礪中英兩種語言，為翻譯做好準備，24歲開譯莎劇，在戰火中歷時8年，32歲時譯竟便猝然離世，仿佛他就是為了翻譯莎士比亞才來到這個世界的。其他譯家，也多有崇高的職業操守，對待譯事字斟句酌，十分用力。嚴復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躕”，魯迅的“詞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后來，傅雷的反復修改甚至重譯舊作，都體現了一個譯者的責任心和使命感。
當然，這個時代的翻譯也存在著難以避免的缺憾：選擇翻譯對象的無計劃性和譯著出版的碎片化、白話文不成熟所帶來的譯文非文非白的尷尬、外文修煉不足和工具書缺乏所造成的誤譯等等。盡管如此，過往中國翻譯的業績，是亮麗而驕人的。
興衰難斷的今天
我們談論今天的中國翻譯，決不是“興”“衰”兩字所能概括的。隨著現代社會的急速發展，經濟日趨全球化，國與國之間交往頻繁，人口的流動性增大，翻譯也愈發顯現其作用，助推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與以往不同的是，如今人們說及翻譯，已經不再囿于筆譯，中國的外向型經濟已使口譯的用途越來越廣，也越來越受到關注。即使是筆譯，今天也不光指文學翻譯，還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等領域的非文學翻譯。正因為這樣，對翻譯現狀的評判顯得更為復雜，非“興”即“衰”，非此即彼的說法，無疑會流于簡單化。
就口譯而言，中國的翻譯正處于空前發達的時期。這與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誰都知道，中國經濟高度倚仗外貿，而如今能夠直接使用外語做生意的如鳳毛麟角，因此外貿離不開翻譯。不難想象，每筆生意后面都站著一個譯員，緊張地同外語中特別難纏的數字打交道，不允有絲毫閃失，個中辛苦，鮮為外人所知。他們的總人數非常可觀，倘若集結在一起，一定會呈現百萬雄師般的壯觀，雖然我們在歡慶GDP快速增長的時侯，幾乎沒有誰會提到，甚至想到，這些幕后的無名之輩，但經濟領域口譯活動之繁榮，已是不爭的事實。
經濟領域之外的諸多其他領域呢，如外交、文化、體育、軍事、科技等等，哪一方面也少不了翻譯，只不過譯員的工作多為“隱性”，不大引起注意罷了。如果刻意加以“顯性化”，那他們可謂無處不在。君不見，外交使團之間的對談，總有一個譯員在作“二傳手”，一面傾聽，一面做著速記，腦子里翻云覆雨，奮力用另一種語言，把瞬間記下的內容，不損毫發地傳達給對方。正是由于他們的努力，外交活動才顯得從容順暢。文化交流，更是“兵馬未動，翻譯先行”，同對方的溝通接洽，日程的安排，計劃的執行，乃至填表通關等一應瑣事，譯員幾乎全包，自覺地走在前頭，掃除語言“雷區”，好讓大部隊順利通過。競技場上，翻譯介入尤多，無論是籃、排、足，還是其他中國相對較弱的體育項目，凡有外籍球員或教練的地方，都有譯員涉足，他們還往往被譽為教練的“喉舌”，甚至譯語到位與否，事關比賽的勝負。至于軍事和科技領域對外語人員的倚重，人人都很清楚，無須在這里饒舌了。
說白了，凡是涉外領域，都少不了翻譯的支撐，而在我們這樣一個對外開放的時代，可以說無處不涉“外”，因而社會對翻譯的需求，空前地巨大而急迫。培養譯員（者）的基地外語專業也同步快速增長，以英語專業為例，1966年設有該專業的僅74所大學，到了2010年，已增加到了965所。在專業設置上，為順應需要，破天荒地獨立開設了一個“翻譯專業”，專門培養口筆譯人才。每年英語專業和翻譯專業的畢業生，少說也有幾十萬，其中除了少部分從教或轉行，絕大多數人都在擔任口譯。試想，偌大一個中國，該有多少人從事著翻譯這一行業，為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多大的作用！以此而言，當今翻譯之“興”，過去任何時代都難以與之比肩。
筆譯呢，其概念也起了變化。以往一談筆譯，就自然而然地想起文學翻譯，非文學翻譯往往被忽視。其實它范圍更廣，包括哲學、社會學、倫理學、文藝學、新聞學、政治學、歷史學、心理學、教育學、經濟學、金融學等哲學社會科學，以及與此相對應的自然科學，占了當今翻譯的大部分。
自然科學中科技領域的翻譯，隨著我國經濟的騰飛，幾十年來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并呈現出職業化和商業化的特點。據中國翻譯協會的不完全統計，到2006年，我國已正式注冊從事翻譯服務的公司超過3000家，目前，有數十萬人從事這類翻譯活動。翻譯的語種往往多達數十種，遍涉自然科學、技術工程、經、貿、法、石、汽、食、紡、醫藥、金融等各個領域。2003年翻譯市場的產值為110億，2005年200億，2007年已發展到300億。據此，有人認為翻譯服務正在成為文化經濟中僅次于教育行業的又一新興產業。我國多項從國外引進的建設項目，也使科技翻譯大大擴容，以上海寶鋼一期工程為例，其外文資料重達300噸，譯成中文約4億漢字。又如廣東大亞灣核電站，一期外文資料重100多噸，譯成中文約2.5-2.75億漢字（上述有關數字，取自黎難秋《新中國科學翻譯事業六十年發展簡述》）。類似的工程還不少，其外文資料的數量和翻譯量，累計會接近天文數字，而由此生發開的翻譯活動，絕對史無前例。
我國在1949～2008年間共出版自然科學技術工程類譯著約50000多種；同一時期出版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約為23000種。涵蓋范圍之廣，數量之大，涉及語種之多，超越任何時代，翻譯界可以面對先賢而毫無愧色。
文學翻譯是在讀者中影響最大，而遭受非議最多的領域。關于非議，這里我們暫且“按下不表”，留待后面再議，先說說當今文學翻譯值得稱道的地方。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百廢待興，人民對新的精神糧食的渴求，大大刺激了外國文學作品，尤其是蘇聯文學作品的翻譯，使此類書籍的出版數量激增。有關資料表明，1949年至1959年間我國翻譯出版的外國文學藝術作品計5356種，是解放前三十年的兩倍多。其中70%為蘇聯文學作品。改革開放后，文化界擺脫了極左思想的桎梏，審美的鼻子大膽地伸向了以往被視為“糜爛的西方當代文學”，以填補解放后三十年留下的巨大空缺，同時對以往疏漏的外國文學經典進行補遺，出版了在中國長期被隱匿的外國現代名家的作品，如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納、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索爾·貝婁、尤金·奧涅爾、普魯斯特、薩特、伍爾夫、喬伊斯、勞倫斯、托馬斯·曼、博爾赫斯、馬爾克斯等等。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出版成倍增長。
翻譯界還克服了此前（可上溯至二十世紀初）外國文學介紹上零敲碎打、隨心所欲的弊端，注意出版的計劃性、系統性、完整性，努力把最值得介紹的外國作家以及他們的全貌呈獻給讀者。橫跨前后數十年的三套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外國古典文藝理論叢書》、《馬克思文藝理論叢書》，是一項集全國著名外國文學專家、翻譯家、出版家之力的龐大系統工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等陸續出版，共200來種，囊括東西方文學史上小說、詩歌、戲劇、史詩、理論等不同樣式中的精華，展示了世界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為讀者打開了一扇全面了解外國文化的窗子，也為爾后的研究提供了條件。此外，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外國作家的選集、全集或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普希金選集》（10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選集》（9卷）、《屠格涅夫選集》（13卷）、《托爾斯泰文集》（17卷）、《高爾基文集》（20卷）《馬雅可夫斯基選集》（5卷）。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普希金文集》（10卷）《果戈里全集》（7卷）、《屠格涅夫全集》（12卷）《契訶夫文集》（27卷）、《萊蒙托夫文集》（7卷）、《涅克拉索夫文集》（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已推出和計劃推出的作品集有《新莎士比亞全集》、《雪萊全集》、《狄更斯全集》、《普希金全集》、《果戈里全集》、《陀思妥耶夫全集》、《屠格涅夫全集》、《萊蒙托夫全集》、《契訶夫全集》、《歌德全集》、《海涅全集》、《卡夫卡全集》、《莫泊桑小說散文全集》、《波德萊爾文集》、《加繆全集》、《泰戈爾全集》、《川端康成文集》、《紀伯倫全集》、《馬克·吐溫全集》（謝天振、查明建：《中國20世紀外國文學翻譯史》）。這些全集、選集和文集，卷帙浩繁，蔚為大觀，涉及那么多國家和語種，凝聚了那么多翻譯家的心血，也只有在太平盛世，國家興旺，翻譯人才濟濟，經濟后盾強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付諸實現。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
新時期的翻譯及時傳遞了國外文學信息，供當時急于尋找新的表達方式的中國同行借鑒，外國文學雜志起了尤其重要的作用，其中的佼佼者為《世界文學》、《外國文藝》和《譯林》。這些雜志都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在介紹外國文學方面起著難以替代的作用。《世界文學》雖然也介紹當代文學，但關注更多的卻是傳統經典作家，挖掘被遺漏的名家名作；《外國文藝》致力于譯介關于當代外國文學的信息，尤其在改革開放之初，熱衷于現代派文學和新的表現手法的速遞，介紹了一批技巧新穎、思想前衛而頗有爭議的名家，為國內在迷茫中彷徨的青年作家，提供了養料。若干年后的今天，有些作家甚至動情地說，是喝著《外國文藝》的奶汁長大的。這也為后來顧彬的“每一個當代作家后面站著一個西方的大家”之言，提供了注解。《譯林》則獨樹一幟，專注于譯介西方通俗文學，滿足不同層次的閱讀需求，填補了譯壇的缺項，也贏得了一大批讀者。當然，在傳遞外國文壇新信息方面，出版社也作出了很大貢獻，往往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才結束，獲獎作家的作品已經遞送到讀者面前，其速度之快，出人意料。
當前的翻譯，總體說來，準確性比較高。原因很多，如詞典等工具書越來越完備，不像五四時期或者三十年代，好詞典難覓，也無力編出像樣的外漢詞典；互聯網檢索手段便捷而先進，對比當年，只能依賴很有限的紙質工具書，費時費力，效果還不很好；此外，改革開放和人們對外語前所未有的重視，使學界總體外語水平有所提高，反觀上世紀的前五十年，不少譯者或自學外語，或半途出家，真正科班出身的不多。關于譯文的準確性，只要比較一下不同時期出版的古典名著復譯本，就不難看出，后來的譯本在準確性上大大超過前人的譯本。當今翻譯錯誤多的惡名，很大程度上來自那幾個反復被人引用而絕對聳人聽聞的例子，如把蔣介石譯成常凱申，把孟子譯成孟修斯，把毛澤東詩歌“念奴嬌·昆侖”誤譯為“‘念奴嬌’，作者昆侖”。這些都是極端的例子，而且是極為個別，但殺傷力極大，對當今翻譯的質量評估產生了顛覆性效應。但如果我們能比較理性地看待現在的翻譯，如果我們能俯瞰整個翻譯界，就不難看出當代的翻譯家在準確性上是超過前人的。
當代翻譯的最大缺憾是缺乏大家，缺少公認的翻譯佳作。不錯，幾十年來出版的翻譯作品是夠多的。走進書店，你會發現，林林總總，目不暇接，聽到過的，沒有聽到過的，應有盡有，但很少有幾本書，其文學價值和譯文價值，讓你感到非買不可。這些年，相比熱鬧的通俗文化，外國文學經典一類的精英文化，顯得很有些寥落。固然，商品經濟社會中，人們趨于務實，疏遠文學，文化領域越來越娛樂化等，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但文化自身品質欠佳，也難辭其咎。有些翻譯作品沒有特色，千人一面，文字沒有魅力，缺乏文學性，讀之無味。優秀的翻譯家，一流的譯本少而又少。出現這種現象又有多重原因。盡管當今的譯者外文掌握不錯，但對譯入語的嫻熟程度，也即中文表達能力，與前輩差距較大，直接殃及譯文質量，因為在對原文理解正確的前提下，譯文之優劣決定于母語表達能力。此外，思想保守也是一個原因，我們已習慣于強調思維的同一性，注重一體化，而不是鼓勵豐富性和多元化，各種顧慮和束縛太多，譯界難以出現百花怒放，多姿多彩的局面。當年錢鐘書評價林紓的話：“林紓的中文文筆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筆高明得多”，在今天是難以想象的，因為如今只信奉譯出語和譯入語對等的理論。話又得說回來，翻譯巨匠的形成，是需要時間來沉淀的，我們切不可操之過急。
當然，也有極少部分人，缺乏職業道德，與某些唯利是圖的出版人聯手，炮制劣質譯著，搶占市場；有的甚至不惜剽竊他人譯作，改頭換面出版。單是筆者所譯的由譯林出版社出的《簡·愛》，就被抄襲、剽竊達5次之多。這種現象在譯壇時有所聞，但雖然官司不斷，卻因有利可圖，仍屢禁不絕，以致前些年以季羨林、草嬰等為首的12位翻譯家發出了恪守譯德，提高翻譯質量的公開呼吁。近期又有讀者對新出版的《喬布斯傳》不滿意，質疑該書譯文的質量。這些現象盡管不是翻譯界的主流，甚至不過是極少數人的不良作為，但影響極壞，卻又剿滅無力，真讓人痛心。   
孕育著希望的明天
對于中國翻譯的將來，我是抱樂觀態度的。如今經濟振興，民生改善，國家一方面為了謀求進一步發展，需要積極吸收外來文化，為我所用；另一方面需要向世界宣示自身形象，進一步把中國文化推向世界。這兩方面的需求，都會促進翻譯的生長，翻譯事業也會得到更強有力的支持，翻譯界一定會更有作為。從學術層面來看，條件也是有利的。隨著對外交流日趨頻繁，外語學習條件大為改善，去海外求學人員激增，以及對外語的普遍重視，我國外語的總體水平將會有更大的提高。同時，隨著教育改革的深入和人們對母語重要性的進一步認識，譯者所要依恃的中文水平和文化素養，將會有所改善。如此，待以時日，中國的翻譯界必將迎來更加欣欣向榮的局面。
但是，我們必須腳踏實地從現在做起：
1. 應該盡快為翻譯正名，糾正輕視翻譯的做法，給翻譯以應有的地位，并大幅度提高譯者的待遇和報酬，使整個社會覺得翻譯是一個備受尊重，且能得到應有回報的職業。而現實卻與此相悖，翻譯是一個被人輕賤的行當，除了最高級別的口譯，一般譯員給人的印象，不外乎領導或老板后面點頭哈腰的跟班，一個無異于藍領光干雜事的雇員。而筆譯呢，在高校不視為學術成果，不能算作升等升級、職稱評審的依據，譯者自然也得不到到應有的尊重，雖然一本像樣的譯著，其價值勝過如今的不少論文，因為那些所謂“學術成果”，大多東拼西湊，不痛不癢，沒有創意。筆譯的報酬也很低，一般為1000字50塊錢，而譯文從初稿到修改稿到定稿，到看校樣出書，如果將付出的勞動通算的話，忙乎一整天也不過出二三千字，遠不如去外面兼課賺現錢劃算。我們不能光責怪今人重利，因為每個社會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才有可能從事其他活動。
2.  高校外語專業是輸送翻譯人才的主渠道，無論口譯還是筆譯，譯者多半出自高校。外語專業應當為培養各個層次的翻譯人才、振興翻譯事業做出更大貢獻。目前外語教學普遍重聽說，輕讀寫，學生閱讀理解能力薄弱，語言基本功不夠扎實，導致翻譯時對原文的誤讀和觸目的誤譯，對翻譯帶來嚴重影響。外語專業，尤其是近年來從外語專業獨立出來的翻譯專業，要加強外語閱讀與寫作，狠抓語言基本功，提倡博覽群書，擴大知識面，多讀文學作品，提高對文學的悟性，加強中文修養，提高中文表達能力，不然難以把學生培養成為稱職的譯者。
3. 譯者要自律，要保持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翻譯是一項艱苦的勞動，需要長期用功夫，具備多方面文化素養，以及全身心投入，即使如此，有時還吃力不討好，得不到企盼的回報。如果沒有發自內心的愛好，沒有一絲不茍的認真，沒有前人所示范的獻身精神，不但出不了精品，就連堅守都是困難的。現時的不少誤譯，以及刺眼的劣作，除了少數為修養不足所致，大多是缺乏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造成的。
4. 出版社應當成為高質量翻譯的催生婆，把好編輯和校對關，加強對譯文質量的監控。不能光顧著賺錢，只對快餐文化感興趣，而放棄價值高讀者少賺錢不多的經典文化；更不應該為了搶占市場，而組織槍手，短期趕譯，炮制劣質翻譯。從譯著走向市場的過程來看，出版社既是生產單位，又是質檢機構，對保證譯本的質量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方面，媒體也應當協同作戰，愛憎分明地褒獎高品質譯文，批斥偽劣產品，而不是像當下時行的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為報道對象做軟性廣告。
5. 國家應出臺促進翻譯的激勵政策。相對文學創作而言，翻譯似乎缺乏應有的關注和支持，雖然文化的繁榮絕對離不開翻譯的繁榮。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介紹和吸收外來文化，以及向世界推介中國文化，兩者都少不了翻譯這一媒介，兩者都是促進文化繁榮所不可或缺的。目前的中國譯界，英譯中需要大家，需要精品；而中譯英則是譯界的軟肋，而且后繼乏人，不及時采取激勵措施，不花大力氣扶植，后果將難以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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