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ing the advantages of Dr. Yu’s interventional therapy gives me better peace of mind, especially the super effective-ness with local high density of medicine inside the tumor at least dozens of times higher than traditional chemotherapy, plus the negligible side effect with much lower total dosage of medicine applied directly into the tumor as compared to the opposite in traditional chemotherapy killing too many healthy cells, also the killed tumor cells got circulated into the blood system can cause the human immune system to develop specific antibodies as a preventive and curing mechanism for the future. The advantages of Dr. Yu抯 therapy are phenomenal!
了解于教授的介入治療方法的優點讓我更加安心，特別是在腫瘤內部造成的高于傳統化療幾十倍的藥物濃度所產生的高效性，以及低得多的全身整體用藥量避免了傳統化療過多用藥殺死太多正常細胞的不良影響，并且被殺死的腫瘤細胞進入循環系統能誘導人體本身的免疫系統產生針對這種腫瘤細胞的特定抗體，來達到人體自身預防和治愈同樣腫瘤細胞的功能。于教授的治療方法的優點是很突出的！
As convinced by personal experience, I gained strong faith in this therapy, so have been encouraging Dr. Yu to expand the coverage of his extraordinary treatment to more areas including America, Europe and other countries where such treatment is not yet available. I was glad to be informed that Dr. Yu did get more patients from overseas to come to his hospitals in China, and the results are very positive and exciting! I have no doubt that Dr. Yu抯 innovative“Ultra-minimum Incision Treatment” of tumor injection interventional therapy has great advantages over most other therapies in treating solid tumors, to benefit more and more patients, and to lead the new trend of medical science development. This is surely a track leading to the ultimate complete control of tumors, one more light into the fu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由親身體驗所證明的，我對于教授的療法有很強的信心，所以就鼓勵于教授將他的杰出的療法推廣到美洲歐洲及其他地區的國家。我很高興得知于教授已經幫助了一些海外的病患，結果也非常好且振奮人心！我認為于教授的創新式的“超微創”腫瘤注射介入療法在治療固體腫瘤上相比絕大多數其他的療法具有極大的優勢，將造福更多的患者，也將引領醫學的發展。這肯定是一條將導向最終完全控制腫瘤，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又一道亮光！
 
Phillip Qin抯 Brief autobiography:
斐力甫·秦自我簡介:
I was born and grew up in China, went to US after college in early 1990s to continue graduate study in physics then transferred to computer science, worked in various financial companies in New York area for about 18 years. I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many science areas for many years with much learning and study, including medical science. I have personally learned and experienced Dr. Baofa Yu抯 specific therapy, value it a lot and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it to more people. Thanks！
我在中國出生和長大，20世紀90年代初大學畢業后到美國繼續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先學物理，后轉入軟件專業，在紐約地區的金融公司工作了近18年。我對許多科學的領域有很深的興趣，所以堅持進行很多年的學習和研究，包括醫學。我親身學習和體驗了于保法教授的獨特療法，非常推崇，并推薦給更多的人。謝謝！
 
北京翻譯公司哪里好-北京翻譯公司那個好-北京翻譯公司那家好             
序四：把夢變成現實的人

“七七屆”在中國教育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七七屆”的學生，都有著不平凡的人生經歷和生活感悟，他們來自農村、農場、工廠、部隊，接受過基層的磨練和再教育，是成熟、理性的一代，而于保法是他們中的佼佼者。
　　居里夫人說過：“我要把人生變成科學的夢，然后再把夢變成現實。”于保法就是這樣一個人。
　　從“文革”時的“可教子女”到國立名校的碩士生；從跟著導師做研究到自己研發“緩釋庫”；從美國名校的教授到歸國自主創業……為了抗癌中國夢，為了把夢變成現實，于保法經歷了多個角色轉換，承受了多重坎坷磨難，他對科學研究的執著，對腫瘤事業的鍥而不舍，令人敬佩。
　　以身試藥是古代名醫所為，也發生在他的身上；事業剛剛起步，卻耗資300多萬元發起“醫療長征萬里行”活動；站在美國法庭上，征服了美國的法官和醫生，為美國男孩打贏了官司；他精湛的醫術、敬業的精神，他對病人的真誠、病人對他的信任和依賴……令人感動。
　　欣然受邀為同學整理書稿，自知才疏學淺，書中難免疏謬不精，敬請指教，深表感謝。
　　                                   欒秀敏 
                                  2013年11月于煙臺
 
　　欒秀敏，1960年11月出生，山東煙臺人。1978年9月考入濱州醫學院，1982年7月畢業，從事臨床醫學工作，煙臺市福山區作協會員（筆名：亦禾文），煙臺市“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
 
 
 
 
 
 
 
 
 
第一篇 成長·勵志
　　　　　
　　
 
1.1母親兩度患癌催生了我的夢想
 
　　應該說，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夢想，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對幸福生活的訴求與期待。一般人的夢想，大多都是對未來生活的憧憬，而我卻與往事關聯。我的夢想，起源于母親的兩次癌癥，因為癌癥奪走了我母親的生命。從那時起，我就感覺癌癥是人類未解密的黑洞。
　　母親第一次患癌，讓我立志要成為一名醫生；母親第二次患癌，讓我有了“破解癌癥黑洞密碼，救治更多母親”的夢想。和千千萬萬個家庭一樣，母親將自己無私的愛，全部給了我。
　　小時候我有一個充滿了愛的家庭，父親沒有像爺爺那樣從文，而是從小喜愛習武，并且很有造詣。他年輕時靠打拳賣藝為生，走遍全國，哥們兒義氣的朋友一大幫，解放前在國民黨軍隊當過武術教官，后因幫助老鄉逃離監獄而犯下錯，離開了國民黨部隊。也因此在解放初期入獄三年，即所謂的“歷史反革命”。盡管如此，父親還于20世紀50年代在濟南部隊當過業余教官，教解放軍武術。小時候我經常跟著爸爸練拳腳，學了一些武術功夫，以至于后來去了美國，還教美國老太太們太極拳，那已是后話。母親是個賢惠能干的女人，家里的一切事務從沒讓父親操心。母親生下四個孩子，我排行老三，家里還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妹妹�？赡苁羌依锏奈ㄒ荒泻�吧，表面看不出來，實際上母親非常偏愛我，我經常跟人說，我是在母親的慈愛庇護下長大。
　　記得小時候，夏天在外玩，回來時一定要喝水，三碗水在桌上，我知道哪個碗里有糖，姐妹卻不知道，那是母親特意給我準備的。每次過大年，母親肯定會給我做一身新衣服。說是新衣服，其實就是大人的衣服改裝的，而姐姐們和妹妹大多都穿著舊衣服過年。家里要是趕上有好吃的，即使我沒在家，母親也會給我留出一些。二姐發現母親偏向我，總是和我對著干，有時我倆還扭打在一起。小妹雖然年幼，卻反而事事都讓著我。父親對我雖然嚴厲，但我一直是個聽話、乖巧的孩子，從來不惹是生非，在學校學習中又一直名列前茅，平素不茍言笑的父親，從來沒對我訓斥過。父親每次外出，妹妹都想跟去，父親總說不行，卻早已暗示我，讓我在大街的路口等他，與他同行。那時的我，雖不像現在的獨生子女，卻享受著全家人的呵護。
　　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能夠讓人填飽肚子的食物，成了全國人民的奢侈品。那時，由于父親在國民黨軍隊里工作過，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遣返回農村老家。返鄉前父親是運輸公司的搬運工，還可以養家糊口，但是回到農村，就沒有了生活來源。全家人靠著親朋和鄰里的幫助，勉強過日子，經常是吃不飽、穿不暖。
　　在動蕩起落的“文革”時期，父親雖是“反革命”，但子女沒有罪��！在母親的爭取和努力下，我和母親又回到濟南，但是我們家的房子已經被鄰居占據，派出所的民警就讓我們住到了鄰居家的三間北屋中的東間。一個屋檐下，難免磕磕碰碰，有幾次還吵了起來。那時，母親不放心在鄉下的爸爸和姐姐們，常�；貣|平探望。記得有一天，我放學回家，院子里沒有大人，小孩也不搭理我。我就在門外溜達，忽然眼睛一亮，看到同院的鄰居洪大娘曬在窗臺上的熟地瓜干，我的肚子馬上就咕咕地叫了起來，口水都流出來了，我實在是太餓了。心想，就吃一塊吧，洪大娘沒在家，吃一塊又看不出來。吃上一塊地瓜干后，感到更餓了，那肚子就好像裝著一個正在轉悠的轱轆，叫起來似乎還有節奏，我就間隔著拿起地瓜干，一塊一塊往嘴里塞，直到自己感到大娘可能要看出來了，這才收手，找小朋友玩去了。第二天也如此這般，時間一長，地瓜干就所剩無幾了。
　　忘了過了多久，母親回來了，責備我不該偷吃地瓜干，并高高舉起了手要打我�？赡苁俏夷呛ε碌谋砬樽屇赣H有些心軟吧，母親抬起的右手只是有些用力地摸了摸我的頭，嘆了一口氣。原來幾次偷吃，鄰居洪大娘全看在眼里，但她沒有阻止我，她笑著跟母親說：“這孩子真餓壞了。”這是我記憶中第一次犯錯，也是唯一一次差點挨打。瞧，母親有多么疼愛我！至今一想起此事，我就想流淚，就非常想念我的母親。
　　1970年，由于父親歷史問題的原因，本來已經返回濟南的我們，又一次被遣返回東平。不過大姐已經參加了工作，所以就留在了濟南城里。返鄉的頭一天，一輛解放牌大卡車停在家門口，全部家當都被裝上了車。第二天，滿載著人和東西的車走了大半天，就到了東平接山鄉夏謝村。到了村頭停下車，村四大隊的書記來迎接我們。然后我們一家人住進一個牛棚，一走進去還聞到一股牛糞味。
　　小時候，我脾氣挺倔，母親說，我有著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勁頭。記得有一次，已經在濟南水泥制品廠上班的大姐回來看望我們，住了兩天大姐就要回濟南，我就鬧著要跟著去，母親雖不讓，但表面上答應了，因為那時我已經在農村上小學了。第二天一大早，大姐就去大（這里讀dai）羊鄉車站，沿著山區的小道，乘車回濟南了，我醒來發現她不在，知道大姐已經走了，就往門外跑去。到車站的路有十五里，一路上我邊跑邊喊，可是已經看不到大姐的身影，但我沒有停下來。那時山間的路難走啊，根本沒有像樣的路，還要路過一片墳地，我跑出了大約十五里，那車早已沒了蹤影�；丶液螅�我郁郁寡歡，精神恍惚，母親發現后，感覺有些不對勁。因為我曾路過墳地，鄰居大媽就提醒母親：“是不是被鬼纏上了？快做做法事吧。”還是母親了解兒子，“這是他的犟脾氣啊。”十幾天后，濟南東平的老鄉回夏謝村探親，母親就懇托濟南老鄉騎著自行車帶著我，一大早四點鐘就出發，一路直奔濟南。到了晚上六點終于到達大姐家，兩百多里的路啊，我的屁股幾乎要顛破了。在濟南住了一個月，我的情緒穩定下來，大姐才把我送回了東平。母親啊，你太了解兒子，也太寵著兒子了！
　　20世紀70年代，積勞成疾的母親患了宮頸癌。不忍看著母親受到病痛折磨，才12歲的我， 就用板車拉她去公社醫院看病，醫生說是癌癥的那瞬間幾乎嚇死我�？膳碌陌┌Y，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它的名字。第二天母親被送去了濟南，在大姐的關懷和醫生的積極治療下有了好轉。從那時起，我最大的夢想就是當一名醫生。我太愛母親了，每當聽到母親的呻吟，就好比刀子在剜我的心。那時在學校學習根本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母親……1977年恢復高考，我如愿以償，考進了青島醫學院北鎮分院。我要當一名醫生的愿望太迫切啦。
　　我在醫學院學習的四年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山東省腫瘤防治研究院（現山東省腫瘤醫院）工作，不久，又被派往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進修。
　　天有不測風云，就在研修最忙的時候，操勞一生的母親又一次患上了癌癥，是食道癌。這對于我來說，打擊太大了，母親是我精神上的依靠，我不能失去她。我停止在京的學習，回到濟南，我一邊關注母親的病情，一邊更加發奮地學習，下決心要研究食道癌，為母親治病�？墒怯帽M了自己所有的知識和辦法，化療放療都做了，還是沒有挽留住母親的性命。母親帶著對人世間的留戀和對子女們的企盼，撒手人寰。
　　我終于明白，靠目前手術和放療、化療的治療方法，根本不可能在癌癥治療上取得實質性突破，要想挽救千千萬萬的癌癥患者，必須有一種新的治療方法出現。母親過世時，我還是一個單身，母親曾經那么迫切想看到我能夠完婚，但最終還是沒有實現。在安葬母親后，我看到老家有患食道癌的老鄉，沒條件治療卻還活著，對我真是一個打擊。這是多么大的諷刺啊！山東省腫瘤醫院的腫瘤醫生，連自己母親的病都治不好，我心中痛苦極了。同時，這也讓我對癌癥的研究和治療有了諸多的質疑。為了研究，我在自己身上打過針做過實驗，以至于經常渾身腫脹，出現了全身不適反應。
　　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的同事們看到我如此這般，覺得我可能是因母親的病逝受到了刺激，鉆牛角尖了，都勸我別那么瘋狂，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再做研究。但我沒有停下來，母親都被癌癥奪去了生命，身為一個腫瘤研究者，你說我會是什么樣的感受？一個念頭總閃現在我的腦海里：為什么我們總被癌癥屠殺，卻對它一點辦法都沒有？一定是我們做得太少了。要想拯救千千萬萬的癌癥患者不再被癌癥奪走生命，不抓緊時間研究怎么能行呢？
　　母親不在了，夜間我常常從噩夢中醒來，心臟狂跳不止。夢里的自己身穿白大褂推著輪椅，輪椅上坐著患病的母親，似乎要去做身體檢查，醫院的走廊很長很長，我推著母親走啊，走啊，老是走不到頭……走廊兩側站著很多人，他們用那種鄙視的眼光盯著我，人群中不少人對我指指點點，我都不敢抬頭看他們。我聽到人們議論我：“身為一個醫生，一個研究癌癥的醫生，連自己母親的病都治不了，這算是什么醫生啊？”我面紅耳赤，腦子里亂哄哄的，趕忙疾步向前。一直走一直走，我都累得氣喘吁吁了，還是看不到化驗室的門。這時，一群面目猙獰的人紛紛圍了上來，又是一頓無休止的指責，這時候我忽然失去控制，大吼一聲：“走開！”驚醒后，我出了一身冷汗，這才發現自己是在夢中。
　　我曾無數次地重復著類似的夢境。
　　癌癥對我來說，是瘡疤、是淚痕、是恥辱……癌癥就是一個大災難。對于患者、家庭、親人們來說，癌癥就是猙獰的殺人犯，癌癥“黑洞”之謎何時能解開？何時能見到一束陽光？我能做些什么？這是日后我一直沒有放棄癌癥研究和治療的重要原因。
　　為了這個抗癌中國夢，為了那一束穿透癌癥“黑洞”的陽光，我踏進了癌癥“黑洞”里，三十多年如一日，悶在了這個“黑洞”中；我投入了我全部的精力，夜以繼日地與癌癥抗爭，執著地一路走來。
 
1.2自始至終就想成為一個高尚的腫瘤醫生
 
　　癌癥“黑洞”究竟是什么，里面都包含著怎樣的東西？1988年我從協和醫科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時，對此并沒有清楚的認識。1990年我憑自己的勤奮和成就，收到了美國加州圣地亞哥醫學院的博士后研究邀請，辭去原本待遇豐厚的中日友好醫院的工作，孤注一擲遠赴大洋彼岸尋求攻克癌魔的方法，希望再深入一點去探索癌癥“黑洞”，找到那束陽光，實現自己追求的夢想。
　　沒有其他的追求，也不想追求那些虛的榮耀與頭銜，我就想成為一個高尚的腫瘤醫生，為人類攻克癌癥“黑洞”做一點貢獻。
　　到美國學習，因為受到了導師斯奈爾·金（Sinil Kims）的影響，向他學習緩釋庫這個概念及應用方法。與此同時，我意識到自己缺少許多知識，急需充實自己，特別是分子生物知識。
　　我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雖然基礎不錯，但醫學大學生主要以生物、生化等比較基礎的學科為主，授課時間比較短，內容比較淺顯，是以臨床方面知識為主，大學畢業做住院醫生是完全可以勝任，但是做研究工作就差得太遠了。
　　讀研究生時，自己的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當年，考取碩士研究生的比例非常小，專業分得很細。在國內，我的研究方向是核醫學、腎上腺嗜鉻細胞瘤的顯像、淋巴結顯像劑等。
　　到了美國，研究方向變了，知識就有些不太夠用了。跟著導師做過幾年的分子生物學研究，確實填補了我的短板。在分子生物學的大潮中，至少我不說外行話了，至少我更能理解生物治療中的關鍵點及相關的聯系了。
　　我很注意參加索爾克生物研究所(Salk、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和圣地亞哥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各種學術會議、講座，有些講座可能完全與我的研究無關，我也一樣參加，為的是受受啟發，看看能否找到我感興趣的內容，尤其是癌癥治療方面的新點子或新思路。學術會也多數與我的目的相差甚遠，我只是聽聽，當作練英語，當作休息，這些學術講座會都備有飲料及小吃，我就當作休閑。
索爾克生物研究所是坐落在加州南部拉霍亞的一個獨立非營利科學研究機構。它于1960年由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創立，創始者中有雅各布·布羅諾夫斯基（Jacob Bronowski)）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962年研究所正式投入運行。這所研究所是美國生命科學領域成果最多、質量最高的研究機構之一。在中國知道的人很少，多數人知道哈佛醫學院。2004年，《時代高等教育》增刊將索爾克生物研究所列為世界第一的生物醫學研究機構，2006年，《科學觀察》將其列為神經科學和行為學領域全球第一的研究所。路易·康是索爾克生物研究所的設計者，在美國現代建筑師中，路易·康在建筑學上的地位相當高。他在1901年2月20日生于愛沙尼亞的薩拉馬島，1905年隨父母移居美國費城，1924年畢業于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大器晚成的他五十多歲時才真正成為一代宗師，他的建筑作品通常是在質樸中呈現出永恒和典雅，他闡述了建筑應該怎樣在反映人類對本質的思考過程中創造的奇跡；他提到的光明與陰影，與他在建筑作品中善于把握光的作用一樣，都啟發著人們對存在和哲理的思考。
　　這樣一些學術講座在索爾克和圣地亞哥加州大學幾乎天天有，多數是基礎的分子生物學，無臨床應用價值。當然基礎研究是科學家的興趣與愛好，也是生物學家賴以生存的工具，為了能晉升，為了能爭取科研經費，他們需要發表文章，需要寫研究經費申請報告，他們一生花在寫經費申請報告的時間，約占職業生涯的一半，然而，拿到經費的概率只有10%，甚至更少。
　　這些科學家拼命干的目的，是希望得到經費，用于研究和生活。哪里有項目招標，哪里就有科學家的身影，為了爭取到資金，拼命地思考出標新立異的項目，并設想著種種可能的答案，而一些藥企或大商人會選擇對自己感興趣的項目慷慨解囊，贊助美國癌癥研究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的某些研究。各種各樣的獎項，刺激著他們去申請，而藥企或大商人拿出的這些錢，在美國還可以避稅或減稅。因此多數不是為了興趣，只是為了生存。
　　多數的哲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Ph.D.)的工資，不像臨床醫學博士（Doctor of Medicine，M.D.）的工資那么高，因為這些臨床醫學博士可以一邊做醫生，一邊做研究，他們主要出于興趣，為在臨床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尋找答案，尋找解決的方案，這也是我比較欣賞的一種研究方式。在美國，這種醫生社會地位較高，工資待遇較高。
　　中國留學生在國內學醫，到了美國，有的人會去讀哲學博士，目的是通過讀哲學博士提高英語交流能力，同時有個學生身份在美國可以合法居留，有的人選擇考美國的行醫執照。在美國，臨床醫學博士一般都有行醫執照，你考過執照，做完實習醫生，就可以當醫生。相比較而言在國內讀了碩士、博士的人好像吃了大虧，其實沒吃虧，打的基礎好了，進步快，適應快。
　　我見過不少的中國醫學學士，到了美國后干得很好，當然，一開始也是費了不少勁，克服了不少困難，有的人還通過自學來補課。
　　延安老兄就是其中一個，他沒有研究生的經歷，后來考取了行醫執照，在美國就是當然的臨床醫學博士。我的中國朋友毛利（Mao Li）也很優秀，在著名的安德森腫瘤中心（M.D. Anderson腫瘤中心創建于1941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癌癥研究中心之一）當了教授，沒有考行醫執照，也是臨床醫學博士，也沒有國內外研究生的經歷。近年他又去了美國馬里蘭的一家口腔醫學院當了系主任，為中國人爭了光，如按國內的觀點，他確實沒有得過博士學位，但美國承認了他，又當了不同級別的教授，就是當然的臨床醫學博士。
　　美國任何一個大學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或加冠于副（Adjunct）之類，條件之一是具有哲學博士或臨床醫學博士或同等學力，只要你在美國干得好，就能得到承認，這就是美國。這些人回國了，國內的觀點與美國有所不同，那屬于國情問題，不是個人能主宰的，我覺得，承認與否無關緊要，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了。
　　像我就是這樣，在美國得到了承認。回國了就按國內的規矩辦，也沒有問題。
　　在美國的研究室，我努力工作著，加班加點是經常的事，有時半夜睡不著，就到實驗室搞研究，時常錯過吃飯時間，餓了就隨便找點吃的。就這樣，兩年很快過去了。
　　1992年，我有幸在世界著名的索爾克做博士后研究。在這個研究所里，我如魚得水，開始在美國嶄露頭角，我的科研成果于1994年曾得到美國陸軍醫學研究開發署（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and）科學前途發展獎16萬美元，當時我們實驗室的十幾個博士后中，就我跟另一個中國人得到這筆經費，一時驚呆他人，我倆都沒有哲學博士。同時我也是首席科學家（Principle Investigator，PI），同時還被聘為該研究所的研究員，同年被破格聘為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醫學院的助理教授。
　　在美國站住腳后，在腫瘤的臨床治療及藥物載體研究上又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96年，在第89屆世界癌癥年會上，我提出的“用腫瘤自身作為抗癌藥物‘緩釋庫’”的概念，在美國醫學界引起極大轟動，也促使我為之奮斗終生，并取得了一定榮譽和相應的地位，美國政府破例為我辦理了綠卡，美國癌癥研究學會也吸收我為會員。
　　雖然在美國取得了初步成功，當年活得也算自在，但我一直感到自己身在美國，心在中國，因為祖國是我腫瘤研究起步的地方，我特別想回到中國，圓自己的抗癌夢。
　　我要用自己的技術造福人民，對此我充滿了自信，因為我已經掌握了獨到的腫瘤治療技術。祖國改革開放空間巨大，有好幾位國家領導人在接見留美學生時，都熱切鼓勵大家回國創業，我有著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強烈的創業愿望和歸屬感——回到中國干自己的事。
　　15年前，在中國大部分人絞盡腦汁要移民國外的時候，我毅然放棄國外優厚的待遇，回到祖國，回到山東，回到老家。在自己的家鄉，在離縣城還有二里路的農田里，建起了自己的腫瘤醫院，也不能不說是一個無先例的創舉。有些記者聽到以后頓覺不可思議，前去采訪。
　　我沒有辜負社會各界的厚愛和患者們的企盼，2004年至2007年三年間，我的“緩釋庫療法”先后獲得美國、中國、澳大利亞國家發明專利，眾多患者接受該療法治療后重獲新生。
　　十五年來，國內外近三萬名患者慕名而來,治療效果顯著，更可喜的是，部分肝癌病人甚至活過十年有余。攻克癌癥，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沒有做到，中國的大醫院也沒有做到，我也沒有做到。但是我能做到的是：我為癌癥患者減少了痛苦，延長了生命，提高了生活質量。事實也證明我的理念是對的，我的方法是科學的。
　　隨著時代、環境和地位的不斷變化，我對事業的追求在不斷地深化和提升，始終不變的是，我想成為一名高尚的腫瘤醫生!
 
 
　　

1.3被遣返回鄉促使我成為一個有理想、有志氣的人

    我出生在濟南市，但是幼年濟南的生活經歷在我腦海里記憶甚少。上小學時正處在“文革”時期，那時的濟南比較亂，學生不用學習，可以隨便逃學，整天就是玩。當時我們家住在槐蔭區，周圍鄰居都是普通百姓，街坊之間很親熱。我的童年就在那里度過的，整天和小朋友們玩在一起，小學什么也沒學到，連乘法口訣都不會背誦，大字不識200個。
　　1966年，父親被打成“反革命”，一家人從濟南下放到泰安市東平縣夏謝村四大隊，這一年，我8歲。父親帶著一家五口人，落魄地回到了老家東平，匆忙間，村里沒有房子住，只能暫時棲居在極其簡陋的棚屋里，說實話，就是一個牛棚，連牛糞的味道還在。
　　盡管當時我只有8歲，親身經歷過父親挨批，看到自己身邊的玩伴一哄而散，像躲鬼子一樣躲著自己的場面，多少已經品出了一點苦難的味道，回到了農村，就多了一份膽怯。
　　但夏謝村村民是淳樸的。鄉親們幫著收拾房子，幫著壘廁所，湊來玉米面做窩頭，還細心地教我們一家人如何種地。漸漸地，我就不再膽怯了，反而覺得，在農村比在城里要自在得多。
　　但那個年月的艱辛，沒有經歷過的人是很難體味到的。我的父母不懂農活，兩個人加起來才掙一個整勞動力的工分，自留地種得更是一塌糊涂——8分地，一年兩季，還收不了200斤莊稼。秋后隊里分糧，因為工分掙得少，一家五口人只分到了9斤麥子。
　　好在這種狀況并沒有持續太久，分完糧后的一天，濟南方面忽然有消息來，要我們回濟南。當時的政治氣候動蕩不定，不要說幼小的我對這一切弄不明白，就連父親也弄不明白，一會兒趕回農村，一會兒又招回濟南，這葫蘆里到底賣的什么藥��？
　　再次回到濟南，學校仍然整天在搞運動，老師不好好教書，學生不好好上課，我就又開始了逃學。
　　1970年，不知何故，再一次被遣返，我們再次被趕回東平夏謝村。從此，我的父母就再也沒有離開那里，直至終老。
　　第二次返鄉，我們就完全在農村落戶了——東平縣接山鄉夏謝村第四大隊，父母親成了真正的農民，而我就是農民的兒子。雖然有了一段在農村務農的經歷，但父母依然無從適應，依然只能掙半個勞動力的工分，依然只能分到很少的細糧。后來父親拼命做工，終于成了整勞動力，畢竟是有一身功夫。年復一年，我們家的飯桌上總是老三樣：地瓜、窩頭、棒子面粥。時間長了，姐妹們有些抱怨，姐姐甚至拒絕吃那不好吃的飯，但我卻不吱聲，在我的幼小心靈里，已經體味到了生活的艱辛。何為苦？吃穿都是問題。幼小的心靈里已經埋下了奮斗的種子。
　　逢周六、周日或放學后，第八小隊的謝隊長必叫我下地干活。為了喝上一碗稠糊粥，全小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都要干活，不敢不響應。幾乎每個周末我都被逮著下地干活，村隊里有一口鐘，到點他必去敲，簡直是要命啊。秋季的活又多又累，我常被派到農田里看坡，晚上要自己搭一個臨時的草棚住，晚飯也要自己用玉米秸燒地瓜吃，喝水要去小河溝打一點喝。如果是兩個人還好，可以作個伴，要是一個人在田地里就很害怕，夜間會有野生動物出沒。常常因為隊里派的活我不愿意干，還和生產隊的謝隊長吵過架，他總是以“你成分不好”來壓我，我很生氣：“父親是‘反革命’，但我不是，我是革命的。”那時毛澤東主席都說，講成分，不唯成分論。我很會活學活用，其實，那也是自己的諸多不理解、不滿意的一種情緒表達。但在真正的干活過程中還是蠻愉快的，于家的老少爺們兒對我不錯，鄉親們也看得起我，這也逼得我不服輸，總能干好任何農活。我們也能玩在一起，打打鬧鬧。
    第二次回到農村時，我正上小學五年級下學期。由于幾次轉學，自己很不適應，學習根本跟不上進度，還逃過幾次學，即使逃到村外也沒有意思，放眼望去全是莊稼，鄉親們都笑話我逃學。“文革”期間，農村受到影響較少，學生們都在按部就班地上課。在我幼小的心里，認為逃學是個正常的事，在濟南不就經常逃學嗎？可是在農村，逃學就成了大事了，農村的孩子從來沒有逃學的。由于農村沒有什么好玩的東西，逃學還不如下地干活，漸漸我對逃學也就沒有興趣了。
　　上初中后，我開始知道學習了，成績也就很快上升了，不知不覺就成為班上的學習尖子。數學、化學和物理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課堂上老師出難題，在同學回答不上來的時候，老師總是讓我回答，大多數時候我都能回答正確。我成了一名好學生，重要的是，老師和同學對我刮目相看了。
　　在農村這段時間里，交了很多農村朋友，他們是那樣的樸實、能干、肯吃苦。雖然父母是被遣返回鄉，但鄉親們仍然非常尊重他們，我也就跟著沾光了。父親的輩分高，同齡的小朋友們看見我有的叫我叔，有的喊我爺。叫我叔的有于運福、于運平、狗蛋、臭水、憨二，一般都是于家本族或是于家的近戚或遠親。
　　每天我和小朋友們一塊上學，一塊下地干活，偶爾我們還一起到村東的小河里游泳，在單調的農村，這是一種樂趣。在田里，我們還經常嬉笑打鬧，有一次真的打了起來，從小練過武的我，把他們幾個都打倒在地，他們就更佩服我了。   
　　父親是武術高手，回到農村后經常教小朋友們練功夫，還教了幾個成年人，高玉章就是其中一個，父親教授武術是免費的，他們也幫父親干點農活。還有人從濟南大老遠趕來，找我父親學武術，我這才知道，父親的武功的確小有名氣。
　　我的朋友中還有高峰、高興江、高興華，我曾為他們家看管過房子，那是村外的一座新蓋房 子。那時我家很小，牛棚能大到哪去，家里人口又多，幾乎住不下，我就干脆住在高興江家村外西頭的房子里。說是讓我看管房子，其實人家就是給了我一個方便，解決了我們家的困難。晚上在那里我可以看看書，那時的農村沒有電燈，點盞小煤油燈，書要靠近油燈才能看清，等到第二天就會發現，滿鼻子都是黑灰。多少年過去了，至今我們始終是好朋友，仍然保持著聯系，經常一起吃飯一塊喝酒，聊聊農村的生活。
　　我的初中是在村里上的。那時母親得了宮頸癌，我用農村的地排車拉她到公社醫院看病。到醫院一看，醫生就告訴我可能是癌癥，我幾乎就要崩潰了，我害怕癌癥奪去母親性命，因為那是絕癥啊。我第二天就拉著母親到了濟南，找已經在濟南工作的大姐，繼續為母親看病。對于癌癥的恨就源于那個時候。
　　父親與我和姊妹三人仍留在村里勞動，在村里上學，妹妹于保榮常常因家務活干不完而耽誤上學，如喂豬，遲到早退是常有的事，以至于誤了她的學習，她為這個家付出了很多，也養成了勤勞吃苦能干的性格。
　　全家在農村一待就是五年，1973年我被大隊批準到接山公社的中學（四中）考高中。同級的表哥尹成鵬卻因舅舅是“歷史反革命”被迫放棄考高中。其實他的舅舅也是我的舅舅，再加上父親成分也不好，就兩個“歷史反革命”了。我被批準考試，這源于大隊里的干部對我的看法很好，我的表現很不錯，積極參加各種大隊活動，大隊的文藝演出我都積極參加排練，業余時間就干農活，很能干能吃苦。事在人為，是家里老人常說的話，這話很在理，能有機會參加考高中，我算是很幸運了。
　　連考兩天，考上了高中（百分之三十的錄取率），家里窮，加上母親有病，實在拿不起學費，父親一度不想讓我上高中�？晌液軋远�，堅持要上學，后來父親看我那么愛讀書，能考上高中也不容易，就賣掉了家里的一些糧食，換來幾元錢，才使我交上了學費，圓了高中夢。上高中要住校，那時我只有一床被子和一大包生地瓜。要吃飯時，我就在食堂里把地瓜蒸煮熟了，蘸點鹽，沖一杯開水，這幾乎就是我每天的飯。
　　高中有個同班同學叫于桂英，輩分小，叫我爺爺，因為和我很要好，一些男同學常常拿她取笑，讓她喊我爺爺。她家生活要好得多，有時她就把自己的飯拿給我吃，我當然是人窮志不短，表現得很像個男子漢，拒絕了人家的好意。
　　由于“文革”后期落實政策，我和我姐成了上山下鄉的回鄉知識青年，在縣里的知識青年辦公室有名冊登記。當時縣里經常發放書籍雜志，有關于知青的故事，也有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著作，還有一些新資料，每一本我都認真地讀。因為書籍是郵寄到我們學校的，我就有別于其他的同學，同學們很是羨慕，“縣里還給他寄資料和書”，為此，讓我也有了自豪感。
　　上高中的時候趕上了“批林批孔”，學校常常組織下鄉干活。后來又出了一個張鐵生交白卷，造反有理，學校的學習秩序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但我非常喜愛學習，特別感興趣的是物理、化學、數學。按說回鄉知識青年就應當在農村干活，但我是一個另類，我在此期間一直在東平四中學習，這也算是知青史上的一個特例吧。有一年知青們都到縣里開會，我也參加了，縣長接待我們，縣里的廣播站通過廣播向全縣播報了這一新聞，在那個年代，這也讓我引以自豪。
　　因為父親是“歷史反革命”，我就成了被教育的下一代(當年被簡稱為“可教子女”)，但我不甘心，積極要求進步。在高中時我入了團， 成了一名共青團員。說起來，這事還差一點就黃了。記得宣誓前，老師發現了我父親的歷史問題，我的老師對我很好，他沒有聲張，高抬貴手讓我過了這一關，那時的“可教子女”很少有入團的，這要經過黨委的批準呀，可見，我在老師眼里，是一名優秀學生。
　　學校里很多同學是我的好朋友，上一屆和下一屆的都有，包括當時公社書記的兒子鄭民、社長的兒子司建剛、尹成海等等，他們不管我身份的特殊和家庭的窮富，就認為于保法是好同學、好朋友，于保法身上有吸引力，很多同學都愿意圍著我轉。
　　高中剛畢業，父親生病了，不明原因的高燒不退，在公社醫院住院，那時的醫院條件很差，蒼蠅蚊子滿病房飛。雖然我年紀不大，卻非常懂事，家里除了父親，就我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父親病了，我要把家里的所有事情打理起來。陪父親在醫院住院，和醫生護士關系處得很好。有一位剛畢業分來的年輕賈醫生人很好，和我很能談得來，他說父親最好用白霉素，這種藥醫院沒有，我幾乎跑遍泰安，但沒買到，就到濟南找大姐，大姐為父親買來了白霉素。這期間父親患有尿潴留，外科醫生為父親手術引流，那時的醫療水平實在是差，站在門外都能聽到父親一聲聲的“哎呀”，我的心也隨著陣陣發緊，隱隱作痛。那時外科大夫水平也有限，麻醉水平也很低。
　　家里攤上兩個病人，原本家境就不富裕，更是雪上加霜了，還好那時有農村合作醫療，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錢。一天，我們村的大隊會計來公社醫院辦事，不知他跟醫院的人說了什么，醫院就改變了態度：“‘歷史反革命’分子，不能享受合作醫療的待遇。”
　　我就找人說理：“‘反革命分子’也是人，我們也交了農村合作醫療費用，再說是歷史問題，又不是現行反革命。”
　　“人都要死了，革命與反革命還成什么要緊的問題，再說，一開始參加農村合作醫療的時候也沒說清楚，也沒有明文規定‘反革命’不能參加合作醫療。”
　　那時高中畢業的我，已經能說個理了，革命的理論水平也相當可以：“毛主席還號召給予生活的出路呢，你們這般對待我的父親，是很不公平的。”
　　正當我四處求人的時候，父親病情加重，心臟衰竭沒救了，撒手人寰。父親沒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他帶著終生遺憾、許多不舍離我們而去了，好在父親的醫療費最終還是按著農村合作醫療報銷手續給辦理了。遺體告別時，我哭得幾乎昏過去。
　　由于我是回鄉知青，毛主席號召要給“可教子女”出路，招生、招工都有一定的名額，用于體現黨的寬大政策，那時的政府按政策辦事的原則性很強。1973年我二姐于保華，因為東平縣師范擴招，她有幸上了東平師范，這在當時的農村，也是一件大事了，是沾了回鄉知青的光。
　　我高中畢業就回村里勞動，公社知青辦的主任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阿姨，對我比較欣賞，也有同情的原因吧。我為人很好，父親又不在人世，她來過村里看我，有好幾次發給我救濟款，記得每次都有20多元，這對于當時的我來說，不僅可以維持家里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支持了我，溫暖了我，這比什么都重要。縣里有了招工機會，主任阿姨就讓我去報名，結果分配到了東平縣飲食服務公司的第二理發店，她跟我說：“孩子，你別挑，先干著，以后再說。”我在農村養成了寫日記的好習慣，記得還寫過這樣的豪言壯語：“一天的勞動雖然臟累，但卻凈化了我的心靈。”寫歸寫，在內心深處還是想盡快進城參加工作。
　　當了理發工人，成天與縣里的工作人員打交道，也算吃國庫糧了。在那時，吃國庫糧就是高人一等，可以與縣委書記見面和聊天，只要吃國庫糧，就是一個級別，那時風氣也正，雖然在提干和重用上，像我這樣的“可教子女”與別人還是有相當大的區別，可在百姓的眼中我也算是一步登天了。
　　理發盡管不是我愛好的工作，但先干著，有個飯碗可以養活自己，也可以補貼家用。在工作的閑暇，我就看看數理化、無線電、收音機維修等書籍。有一天來了一位領導，縣黨校侯校長，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等待我的師傅，他是我師傅的常客。我上前跟他說：“我給您理吧。”他頓了一會兒，說：“好，年輕人，你理吧。”畢竟剛學，水平有限，加上他是大干部，我心里也有點緊張，手心都出了汗，終于理完了，校長照著鏡子一看，后腦勺頭發參差不齊，有點火了：“你拿我的頭練兵啊？”我雖然有些膽怯，但還是大著膽子說：“您是黨校校長，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不在您頭上練，那應在誰頭上練？”他啞巴了。在那個時代，人們成天喊著要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把這“口號”派上了用場。我的師傅趕忙過來打圓場：“小于是個勤快好學的青年，是個好孩子啊。”邊說邊為他修理，最終，他還是滿意而去。
    由于我勤奮好學，表現很突出，所以在公司人緣好，朋友多。但記得那時有一位同事總是跟我鬧別扭，我們都從農村出來，又一起分配到理發店工作。他爹是南下干部，在南方工作，很小就把他送回老家東平，陪他農村的母親。不知何故，我們倆有點水火不相容的架勢，事實上是他與我作對。1976年唐山地震那會兒，山東也有余震，幾次半夜爬起來往外跑，我都讓著他，他卻不領情，覺得這是應該的事兒。我常常在想：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同的緣故嗎？我是個比較謙和的人，一個屋檐下相處，很想和他搞好關系，但我也知道父親的歷史問題，凡事我都讓著他三分。但還是不行，后來聽同事告訴我，他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
　　我的勤奮好學，在這小公司是出了名的。業余時間，我就搞搞技術革新，把壞掉的剃刀加以修理，有時還加以改造，改造后的剃刀很好用，師傅們很高興。閑暇無事，讀些無線電的書，還學會了修理錄音機。有一天，商業局張副局長的收音機壞了，不知怎么知道我會修理，就把收音機送到了理發店，幸好不是大毛病，幾天后我給他修好了，他高興得不得了。
　　公司常常抽我去幫忙，在辦公室寫標語，做宣傳工作。后來，公司成立技術革新小組，我得到公司領導的賞識，被調去干了技術員，一直干到高考。1977年12月，我抽出時間參加了高考，被青島醫學院北鎮分院錄取，從此改行不再理發，離開了東平飲食服務公司。
　　和我一起去理發店工作的同事有十個人，后來大多都改行，現在只有一個同事仍在以理發為生。雖然離開了理發店，但理發技術始終都沒有丟，那是我為朋友和同學服務的工具。離開了理發店，但我經常回到那里看看，順便免費理個發。那位總和我作對的同事也漸漸和我緩和了關系，后來他調到其他部門，我回國后聽說他患癌癥去世了，真是很可惜。
　　趕上了好時代考上大學，應該說是我人生的重大轉變。我渴望讀書，渴望上進。離開學的日子還有兩天，我就去了大學報到，得到了班主任的賞識，讓我當了第六小組副組長，組長是張新明，我們的關系處得不錯。我把副組長當作正組長來干，副組長一干就是三年，每年的三好學生中都有我。在學校什么事我都積極參與，凡事都搶著先做、多干，業余時間為同學理發，體育活動積極參加，我喜歡長跑，參加過800米和1500米的比賽。直到畢業那年才把我升為組長。這么一個組長我當得很認真、很積極，因為這是一個鍛煉的好機會。
　　大學期間同學們讀書的勁頭很高，那時的學習氣氛相當好，誰要是晚上十點鐘就上床睡覺，大家都會笑話他，我也不例外。
　　上大學時我有一個理想就是入黨，改變一下家里的政治面貌。當時老家東平夏謝村受上級部門的委托，已經宣布為我父親平反了。1982年1月臨畢業時，我光榮入黨，被分配到山東省腫瘤防治研究院工作。大學的生活記憶猶新，趙述江指導員是我的好老師，他對我很好，沒有他，我不可能入黨，我是全校唯一的小組長入黨的先例。后來我赴美留學，沒有保留黨籍，歸來后加入了中國致公黨。
    那個年代，多數人在省級醫院工作就已經滿足了，我們77級這幾個人都不安心在醫院工作，報考了研究生。1985年開始讀研后，幾乎所有的碩士研究生都在復習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GRE）和托福，就是要努力出國讀博士，出國是研究生每天必聊的話題。我是核醫學的研究生，主要是臨床應用，核醫學是門新興的學科，牽涉到很多基礎學科，如化學、放射物理、核放射學。我主要研究放射藥物的臨床顯像與應用，比其他的臨床學科要復雜，學習起來要難得多，但我覺得很有趣。
　　三年后，我畢業分配到中日友好醫院工作，在當時的研究生畢業分配中，我是較滿意的。我于1988年7月份研究生畢業，9月就晉升為主治醫師。中日友好醫院的同事對我不錯，都拿我當朋友，叫我老于，1989年我又拿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來用于研究腫瘤陽性顯像劑，應當說在中日友好醫院干得得心應手。
 
1.4愛動腦筋，喜歡創新，碩士畢業不久就獲得了一項國家專利

　　1982年，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山東省腫瘤防治研究院。在外科干了近半年，知道了什么叫剖胸探查，什么叫剖腹探查，那就是打開胸膛、打開肚子查看腫瘤，看看能切就切。那時還沒有計算機斷層掃描（CT）、核磁，所以，剖胸剖腹探查幾率很高，切除率很低，大多數病人都白白挨一刀。特別是食道癌病人，多數已失去切除機會，打開看一看，然后就縫合上，我看到后很是心痛。病人遭受如此大的痛苦，病灶卻沒切下來。我就動腦筋了：假如發明一個支架，給這樣的病人按上，阻止腫瘤堵塞食道，讓食物能通過食道進入到胃，不就延長了生命嗎？
　　我試探著去研究食道支架，還找過洗衣機廠，試圖制作支架。那個時期制造工業的技術相當差，材料產品質量差，更不幸的是，沒人理我，認為我異想天開，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確實能力是有限，但是我想到了，我覺得作為一個醫生能為病人著想，就不愧是一個好醫生。
　　今天，食道支架已經普及使用了，印證了30年前我的想法和行動，假如當初申請專利的話，今天的制造商要付發明專利費的對象就是我了。那個時候，年輕的我已經是敢作敢為了，現在看來，我的思路是對的。
　　同時分配到腫瘤醫院的學生，都是77屆——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所有人都想干外科，于是，都托人找院領導強烈要求干外科。省腫瘤醫院的劉院長煩了，干脆外科一個都不給。我和朱鈞從外科調出后分到了腫瘤放射治療科，一同來的賀濟琛也分到放療科,汝寧分配到化療科，韓俊慶分配到婦瘤科，劉惠忠分配到放射科，王繼春是山東大學物理系的，被分配到加速器（放療工具）室當了工程師。
　　腫瘤醫院很是器重我們，不論畢業的院校是否有名，都把我們當寶貝。大家也都表現得很優秀，在醫院里都是佼佼者。不知從哪兒來的勁，賀濟琛、朱鈞和我都一心想考研究生。
　　我們幾個人一心在做著考研的準備，在當時放射治療學是一門新興學科，大學里根本沒有學過，我們既要學習放射學、放射物理、放射生物，還要學習英文。記得那時常常要政治學習，白天上班工作，不管多么忙，多么累，晚上下班后還要堅持我們的英語學習。這種情況被科主任發現了，他希望我們能留下來，能安心地工作�？浦魅嗡较赂�我們談話，會議上給我們提醒，會下還當面批評，當時我們都認為他胸無大志。30年過去了，我們理解了他，他那是一心一意為工作著想，為醫院著想。1984年他當選了腫瘤醫院的院長。后來聽說，他患癌癥去世了，我回國后沒能見到他，十分遺憾！
1983年，因為沒有醫院的批準，誰也沒能參加考研。正是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發生了變化，對腫瘤放射治療產生了興趣，就想考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放射治療的研究生。之前，我一直在學習腫瘤的免疫學和腫瘤免疫治療。于是，我就給當時著名的放射治療專家谷銑之寫了一封信，咨詢了一些問題，請教了考試的課程，因為這個專業沒有書籍可以看，也買不到基本的參考書。
　　谷銑之老教授親筆寫了回信，“到我院進修放療比考研究生更實用”，并隨信寄了一份進修申請表。我馬上填上，送到醫院醫務處，一位劉處長蓋了章，寄走沒多久，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回信了，“同意于保法到我院進修，進修費1500元”，這在當時是一大筆錢。
　　接到信函是在1983年底，要求我到北京學習是1984年2月。新上任的劉院長知道了這事：“北京通知你進修，醫院怎么不知道？科室也不知道？”是啊，幾乎沒有人知道，因為我當時也沒覺得是多大的事，到醫務處只是蓋了一個章，劉處長也沒寫同意與否，我也沒向科主任、院長匯報，心里是這樣想的：讓去就去，不讓去也行。
　　后來田副院長——我們的前任科主任出面說話了：“到北京進修實在不容易，咱不讓他去，以后再聯系去進修怎么辦？他去上級醫院進修，回來還是給醫院干活嘛。”就這樣，難題解決了。
　　我很激動，要去北京了，進修的機會來之不易，一定要好好學習。剛過完春節，我就踏上去北京的298次列車，晚十點半發車，第二天早上六點鐘就到了北京。當時天很黑，上了公交車，我平生第一次聽到北京小姐報站，幾乎沒聽懂，幾次打聽，才上了42路到了潘家園下車，到了腫瘤醫院報到。
　　報到后，我被安排到集體宿舍住下，開始了進修學習的生活。
　　這是一個20多人的學習班，邊上課邊實習，跟著本院大夫一同工作。進修期間系統學習了放射物理、放射生物學、病理、內科腫瘤化療，確實提高很快，并能學以致用。記得那時殷蔚伯教授剛從英國學習回來，看到他是那樣的氣度非凡，親切而爽朗。也見到了谷銑之老人和秦德興老師，秦老師穿刺活檢聞名中外，我跟他學了不少東西。我一一拜訪了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的各位老師，從那一刻起，我就想：從此我就是他們的學生了，他們是我心目中的照明燈。腫瘤內科的孫燕教授講課我也去聽，內科的化療就是從那時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逸民講的放射物理我印象最深。在科里學習的本院醫生都是77級的大學生，他們來自湖南湘雅醫學院、四川醫學院、中國醫科大學等等，現在的李曄雄主任當年就和我們在一起學習過。他們畢業分到了大醫院。
　　在北京的時候非常想念山東，有一次山東的陳麗主任來北京開會，我就像是見到了自己的親人。這一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學習階段，不亞于大學。學習班的學員們來自全國各地，我虛心地向他們學習，在臨床上認真工作。同時也感到了，北京有著很多優越的條件，老師和教授大多都是國家頂級的學者。當年的同學有些成為了朋友，如崔紀青、周偉、王繼英，后二位現仍在中日友好醫院腫瘤放療科工作。
　　在北京進修的那一年，百忙之中還找到了老鄉，在團中央工作的張慶黎，和他在一起吃飯、聊天。那一年，我第一次到了長城和天安門，見到了祖國的宏偉建筑。1984年天安門前的大閱兵，也讓我趕上了，非常幸運啊。北京太吸引我，我好想留在北京，也好想考上碩士研究生，學習放療專業。
　　這期間，我曾在頭頸組學習，帶教是嚴潔華老師。有一次給鼻咽癌患者取活檢時，我發現鼻咽活檢器非常不好用，常常撕裂后咽，加重病人的痛苦。我發現活檢器是鈍性切，假如改進為銳性切，是不是會好一些？這個問題一直纏繞在我腦子里，如何改進鼻咽癌活檢器，成了我的業余活動。畫圖、研究，中間幾次去了新華醫療設備廠，與工程師討論。用一個吸囊先吸再剪，忙活了一段時間，由于缺乏機械制造的知識，再加上制造工藝的難度，費了很多的功夫。這件事我與幾位好朋友聊過很多次，他們都很贊同我的發現，遇到困難研究它、解決它，成了我的一個習慣。
　　轉眼到了1985年碩士研究生報考的時間，在北京報考研究生需要單位介紹信，我很擔心，因為開介紹信有難度，醫院對于職工報考研究生有諸多的限制。正在這個時候，山東腫瘤醫院的于竹成大夫來北京辦事，手上有幾份空白的介紹信，我就留下一份，很快填上報了名�？墒菆竺�之后，還需要單位在一份確認表格上蓋章，沒辦法了，只好回了濟南。
　　省腫瘤醫院領導不同意我們考研究生，特別是我還在進修中。當時我很焦急，找到了衛生廳曹副廳長，是他出面跟醫院說情，這才同意我參加了碩士研究生考試。當年我的英文成績59分，病理學、綜合、政治都及格，順利地通過了。在錄取專業上出現了競爭，報考殷主任的放射治療有兩個人，我和本院放射治療科的谷峰，只收一個，我沒有被選中，被調給了核醫學唐謹老師。
　　賀濟琛也考上了浙江大學生物工程研究生，實現了他的夢想。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生還是比較少的，大學同學里我還是第一個考上了碩士研究生。
　　1985年我們入校時，吳階平院長給我們講了話，修瑞娟副院長也和我們見過面，他們都是國內大名鼎鼎的科學家，過去只在報紙上見過。他們是我心中的英雄和偶像，是我努力的方向，協和老師都是我的榜樣。 我很幸運，我的導師很有名氣，在核醫學界他是杰出的，他的科研經費比較多，幾乎隨便由我支配，我在全國參加了各種核醫學的學習班和會議。曾在天津、南京、上海等多次參會，開闊眼界，同時還拜訪了那里的一些核醫學的前輩。
　　我的老師讓我仿制美國間碘芐胍(MIBG)，一種嗜酪細胞瘤顯像劑，也可用于治療嗜酪細胞瘤。嗜酪細胞瘤長在腎臟上方的腎上腺上，可以手術切除，間碘芐胍(MIBG)可以帶同位素碘125親和到腎上腺嗜酪細胞瘤上，同位素碘125發射γ射線可以治療這種病。當時上海九院馬寄曉在國內領先開展了此項工作，引起了專家的注意，我不想跟在別人的后面，我想獨立開展一個新的領先項目。
　　當時我就想，既然間碘芐胍(MIBG)能親和嗜酪瘤，為什么非靜脈注射，要經過全身流到腎上腺，在循環過程中損失很多，又造成其他器官傷害，假如直接在影像引導下，將間碘芐胍(MIBG)標記碘125注射到瘤內，加上間碘芐胍(MIBG)親和嗜酪瘤的作用，一定能在瘤內長期停留，達到有效的殺傷作用，起到治療作用，副作用更小，自己越想越覺得值得投入研究。
　　在藥物研究所王子厚老師的幫助下，合成出了十幾克間碘芐胍(MIBG)。合成的速度慢而復雜，影響到了研究的進展，我就想另辟蹊徑。后來王子厚老師當了國家醫藥管理局新藥辦的主任，回國后與他聯系較多，學習新藥的規則和咨詢新藥的申報。
　　有一種淋巴結顯像劑，是用脂質體做成的，當時油酸多相脂質體在藥界很熱，顧學裘——沈陽藥學院的教授，開創了中國脂質體治療癌癥的先河。其說明書中有一句“高度親和淋巴的特性”，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如果標記上同位素99mTc，就可以作為淋巴顯像劑。”
　　我投入了所有的精力，科室的劉琳、樓岑大夫幾乎成了我的助手和學生。在我的帶領下，白天研究導師的課題，晚上開展我自己課題的研究，一氣干了5個月。動物實驗清晰顯示出新西蘭大白兔的淋巴系統，我們做了標記率的研究，100%的標記率，藥物代謝實驗顯示淋巴高度濃聚，具備作為一種淋巴顯像劑的條件。
　　動物實驗成功了，在人體上是怎樣的表現？能否成功顯像？最后，我做了一個決定，在自己的身上做人體實驗，結果完全顯示了我全身的淋巴結構，而且圖像清晰，研究成功了，這在我預料之中。后來文章發表在《中華腫瘤雜志》上，題目是“一種新的淋巴顯像劑——99mTc—油酸多相脂質體的研究與動物實驗”（于保法，劉琳，樓岑，等.一種新的淋巴顯像劑——99mTc—油酸多相脂質體的研究與動物實驗.中華腫瘤雜志，1988,10（4）:270-271），這是我在科學研究領域里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在國內頂級專業刊物上。當時我很激動，這項研究是有臨床意義的，為了這項研究，我付出了很多，但沒有白忙活。
　　在讀唐謹老師的研究生時，有一天，老師在黑板上寫出腎臟指數也叫腎功能指數，老師講到“一個方，加另一個方，再除以一個方，這就是腎臟指數”。課后我就愛琢磨，在琢磨這個腎臟指數的時候，我突然醒悟：“這不就是勾股定理嗎？”用一個三角尺隨時可以估計出電腦計算出來的腎臟指數，于是，我就寫了一篇論文，為此，我還參加了多個學術會議，從中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我的碩士研究生畢業答辯就是用了淋巴顯像劑課題答辯，劉秀杰老師跟我說了一句話，讓我記憶猶新：“這些好課題隨著畢業就沒人管了，如果能長期用于臨床，比什么都好，僅僅發表一兩篇文章就完了，太可惜了。”
　　碩士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了中日友好醫院。按說可以留在協和醫院，由于當時只想著早日出國，覺得換一個環境可能更好些。
　　剛畢業，時常回母�？赐�老師和朋友們，一天，探望了協和醫院的老師，騎車趕回中日友好醫院，途中，腦海中突然想起一個有關地質探查的報道：從一個地方注射同位素，再從不同地方測定其含量，就能知道地下水的流向。一下子受到啟發，腦海里在盤算著：如果用核醫學的同位素99mTc標記紅細胞，注射到血液中，哪里有出血就有同位素聚積，就可以診斷出血了，如果用一個微小的探測器導入消化道，就可以探測出消化道的出血。
　　于是，經過反復試驗和制作，我發明了胃腸道微量出血探測器，申報并獲得了國家專利。
　　1989年我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是《腫瘤陽性顯像劑的研究》。中日友好醫院有幾十人申請，最終拿到科研經費的，只有我和內科的一位老教授。
　　我碩士畢業參加工作就晉升為主治醫生，在中日友好醫院工作了兩年。當年朱國泓主任對我非常好，1989年在北京召開國際核醫學大會，他推薦我到籌備小組工作，后來我還發表了一篇論文。那是我第一次參加以外國人為主的會議，當時能用英語交流是時尚而令人敬佩的一件事，我英語挺好，就接待了一些外賓。后來，科里來了一位美國核醫學教授，我也充當了翻譯，與美國教授建立了聯系，為出國留學打下了基礎。
　　當年在北京，出國前整天就是工作、看書、奮斗。院長耿德章（中央保健委員會原副主任、衛生部保健局原局長、中日友好醫院原院長、北京醫院原院長）很器重我，后來要去美國圣地亞哥加州大學，他舍不得放我，但最后還是讓我走了，也沒讓我交什么費用，因為畢業不到五年出國，都要給國家交培養費。真的很感謝老院長，假如要交那三四萬的費用，我根本就交不起，出國也就泡湯了。
　　那時的碩士生，沒有幾個想在國內讀博士，一門心思就是想出國。我的幾位同學，朱鈞、宋士玉、谷峰、邱秋也都是碩士畢業就出國了，有的干脆碩士學位也沒要。能早日出國就是最大勝算，我當年也是這樣的心情。有些在研究生在讀期間就開始聯系出國的事，畢業了拿到學位后，第一個想法就是出國，我的目標是美國。在脂質體研究領域一查文獻，斯奈爾的文章比較多，就寫信給他討論脂質體的研究。
　　1989年10月他回信說，“希望你來美國一起做抗癌藥物緩釋系統研究。”就這樣，被斯奈爾邀請到圣地亞哥加州大學。
　　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出國深造是最熱門的話題，出國人員是最被羨慕的人，幾乎所有研究生都把讀研當作出國的敲門磚，只要出國，什么專業都行，只要出國，哪個國家都好。那段時間中國的學生有些浮躁，也有些激進。
　　這個時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國家鼓勵，社會推崇，人們向往，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有好幾批留學生，有些已經回來，能講流利的英文了。中國也有了許多國際會議，能講英文的學生、學者似乎是高人一等，再有機會當翻譯，更是感覺優人一等了。整個學術界已經形成了出國熱，幾乎同時十幾萬人正在熙熙攘攘地擠出國門。
　　我是比較幸運的，不是最早出國的，但是比較好地選擇美國的名校。學校所在地加州圣地亞哥是美國最美麗的旅游城市，四季如春，世界各國的很多老年人都選擇在這里養老，安度晚年。
 
1.5初到美國的生活經歷

    1990年2月6日中午，我的美國老板斯奈爾醫生到機場接我，他問我在美國有沒有朋友，我說：“有個中國同學在圣地亞哥加州大學做博士后，我有他的聯系方式。”斯奈爾馬上打通了同學盧憲平的電話。
“好啊，送到我家吧。”盧憲平是我在美國見到的第一個中國同學，他熱情地接待我在他家里吃了一頓晚餐。至今不會忘記，盧憲平的家在諾貝爾街與珍妮絲街交界處，門前好大一塊綠地，綠地上那一早一晚自動噴水的設備讓我非常好奇，90年代的中國，還沒有這樣的綠地。
　　忽然的來訪，同學也沒有準備，我就在大沙發上睡了一夜。早晨同學又熱情地招待我吃早餐，喝的牛奶中泡的麥片，那時國內還沒有，現今有了。
　　隨后老板斯奈爾就接我去了圣地亞哥加州大學腫瘤中心，在他的實驗室里開始熟悉工作環境。傍晚，我從報紙廣告中找到了一家出租房子的美國人家，這是一個大家庭，有一大家子人，還有兩個房客：一個美國小伙和一條大狗。老板送我到了山頂區的第8街南頭，那里就是房東的家，這是我住在美國圣地亞哥的第二天，也是我來到美國后找到的第一個美國人家的住處。
　　住進去的第一天，房東先把她現有的一間房子讓給了我，我租的那間還沒收拾好，屋里堆放了一些雜物。到了夜間，我躺在房東的床上輾轉不安，翻來覆去睡不著，聽著窗外刮起了大風，眼前晃過電影里夜間殺人的情景，真是有點膽怯。我真的住在美國了，應該是個高興的事，可身在異國他鄉，又加上時差的關系，還是有點想家，做了不少的夢，夢里一會兒出現這個同學，一會兒又是那個朋友，一張張都是熟悉的中國臉。
　　醒來后就去上班，老板不錯，讓我跟博士后夏爾（Shire）工作，這是一位中年女性，英文講得快，我勉強能聽懂，也可以看懂實驗室的英文，但有一句我不解其意：“Your mother does not work here.”就問她：“這兒是實驗室，當然媽媽不會在這兒工作，何必提示？”“哈哈……”她大笑，“就是提醒每個工作人員，你媽媽不在，沒有人照看你，你必須自立，獨立工作，沒人給你擦屁股。”原來如此啊，這讓我感受到了美國人的詼諧和幽默。
　　晚上，回到了我的那間出租屋里，屋里什么也沒有，只有我從中國帶來的兩個大旅行包，里面塞著滿滿的衣服、用品。高壓鍋、筷子、碗都從中國帶來的，只好在地板上鋪上衣物睡了一夜。
　　現在想想真好笑，當時不了解美國，出國手里也沒有多少美元，換到手的只有五十美元，又向在北京的山東老鄉黃驪借了2000人民幣，把能買的都買了，鞋、襪子、被、床單、背包等等，兩個大包都超重了，衣服還沒裝完，我就盡量穿在身上，當時春節剛過，還比較冷，為了多帶些，為了到了海外別缺這少那，于是就把大衣、毛衣穿了個里三層外三層。拿了那么多東西，去機場都費勁，北京的趙化娟大姐從單位借來了小車，把我送到了北京首都機場。
　　可萬萬沒想到，2月的洛杉磯仿佛到了夏天，心情激動加上天熱，我滿身大汗，開始一件又一件地脫，脫下的衣服雙手幾乎拿不了，所有的包又滿滿的，那個狼狽的樣子就別提了。中途，還要轉機飛往圣地亞哥，要換乘一種小直升機，乘客大多是美國人，他們一個個穿著簡單休閑，而我身上穿得厚重，手里還拎著大衣、毛衣，我知道他們看著我，心里一定在發笑：“從哪兒來的家伙，這般打扮？”瞧！那時的我有多傻啊，根本不知道美國的氣候和中國不同步。
　　30歲出頭的我，就這樣踏上了美國的土地，最會說的話是“對不起”，“請”，“有勞”。 我知道我就像農民進城，沒辦法呀，由他去吧，他笑他的，我不明白還得問。我相信當年有很多留學生大概也有這種經歷的吧。
　　出國了，被同學羨慕，被家人朋友敬重期望，眾望難負啊。至今還記得，當時買飛機票沒錢，中日友好醫院外事處的朋友小紅出了一計：“讓美國老板為你買，到美國后掙了錢再還他。”“不好意思，怎么說啊？”就在這時，美國老板斯奈爾又發來了兩封催我動身的信函：有很多工作要做，盡快趕來，越早越好。
　　我就趁機在外事辦朋友的幫助下，打了對方的付款電話（Collect Call），通過中轉能聽到那邊的聲音：“斯奈爾，有中國來的電話，你同意付款嗎？同意接否？”當時我并不懂，由于時差的關系，他那邊好像在半夜，說話結結巴巴，含蓄一陣后，問我何時能來，我就發問：“能否幫我買一張飛往美國圣地亞哥的機票？”他說：“可以，但要得到大學里的同意。”因為加州大學圣地亞哥醫學院是名校，有國際學生中心可以幫助。外事辦的小紅，通過并聯的另一個電話在一旁幫我聽著，當聊到可以買票時，她一再打手勢，讓我停下，就此結束。因為聊得多了，恐怕英語交流不暢，詞不達意，惹上不必要的麻煩。
　　到了美國后，斯奈爾老板還幾次提到那次通話：“你那一通對方付費電話，賬單一來嚇一跳，20多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數目不少的錢呀，沒想到美國人也很會過日子嘛。
　　房間干凈得連一張床都沒有，第一周我睡在地板上，畢竟自己是個年輕人，帶去的大衣當被子，床單蓋在一層衣物的上面就當床了。第二周我開始裝扮我這房間了。實驗室大走廊外邊有張電腦小桌子，詢問后可以拿走，就扛了回來。在去上班的路上，到商店（古董店）買了個臺燈，晚上就能看書了。
　　一日，發現房東的北鄰家門口放著一張席夢思床墊，看上去是不用了，就想著把它搬回來，幾次路過剛要靠近，人家的燈就亮了起來，弄得我好緊張，幾次都退了回來，房東看見了，就主動上前說：“這床墊你可以拿去用，我們不用了，在外邊放著，就是希望讓別人拿去用。”接著，就讓房客美國小伙幫我抬了回來，洗刷了一遍，放在了房間的一側。哈，終于睡在床上了，還是席夢思，已經很滿足了。
　　慢慢熟悉圣地亞哥后，走路要看紅綠燈，過街要按指示器，買菜要去商店。那里的郵局，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因為每周要寄些信回中國。
　　每次去那小小的郵局，常與店主聊天，勞瑞（Larry）和森娜（Shena）兩口子總是帶著一條狗，一開始真是不理解，他們為什么要帶著狗上班呢。問他家幾口人，回答是三口，“你們兩口人，還有一位是誰？”“就是這狗。”瞧！連狗都是家庭中的一員了，太人性化了吧。自從認識勞瑞，我就在美國有了自己的朋友，無話不談。一開始聊天時，經常因為我英文發音不準，對方聽不懂，不理解，甚至還鬧出過笑話。
　　我每天上下班要走3至5里路，想著有輛車，能開車上下班，那可就方便多了。于是，從報紙上找廣告，再打電話詢價，一番討價還價，1350美元，然后朋友開著車找到了賣主家，開回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輛小汽車，是一輛二手豐田跑車，雖愛護有加，天天洗車擦車，不過再怎么養護還是輛舊車。                  
　　認識了郵局的勞瑞后，見面就不停地聊，至今已經二十多年了。當初他看我想省錢買車，免費讓我住他家的一個房間，只要每周給房東打掃一次家，整理前院后院的草坪，這是我到美國后第二個房東。房錢省了，我非常高興，天天和他們在一起，吃飯、聊天、學習英語，每天早上我與勞瑞一起開車上班，他的家住在郊外，郵局離我們大學很近。
　　記得那時，每經過一個路口，勞瑞就讓我大聲念路標，都是一些很繞口的英文和西班牙文，那些街名的發音讓我練得爛熟，我真的非常感謝勞瑞。為了感謝他，我發揮了我的特長，每月給他理發。那段時間我的英文進步非常快，有時連做夢都是英文夢了。在勞瑞的家里，我一住就是半年，直到我愛人來到了美國。 
　　我的愛人是協和醫院兒科研究生，是個才女，在山東醫學院讀書時一直名列前茅，后來也考取了研究生。我們1986年相識，1987年結婚，婚后第二年女兒降生。我到美國后，就開始著手辦理愛人出國一事，還算順利。愛人來了，我們完整地租下一個獨立的小單元，有廚房，有浴室，使我在異國他鄉，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覺。此后，就常常請朋友來家里做客聊天。
　　
1.6在美國名校圣地亞哥加州大學腫瘤中心，跟導師斯奈爾學以致用

    我的第一個導師，私下都稱老板，是位腫瘤科的臨床醫生，因在圣地亞哥加州大學腫瘤中心，所以他也是助理教授，能帶博士生及博士后學生。斯奈爾在研究藥物載體方面很有成就，發表過很多篇文章，并擁有一些專利如多室多層的脂質體（Liposome）緩釋藥物治癌癥。中心主任史蒂文·豪威爾（Steven howell）教授也是一名腫瘤醫生，腫瘤緩釋泵化療是他發明的，為此，他得到了一筆不小的資金。主任史蒂文在美國腫瘤界很有名氣的，主辦過美國多屆腫瘤學術會議，他的實驗室博士生較多，正在研究鉑類耐藥基因。我們同在一座樓，基本上是一個大實驗室，他是大老板，斯奈爾是小老板，我直接歸斯奈爾管，是他的學生，他的部下，為他打工的博士后。
　　我在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就專門研究過脂質體的合成、功能及應用，并發表了幾篇文章，也算是第一個將脂質體用于淋巴結顯像劑及骨髓顯像劑的人。有基礎研究，還有臨床應用研究，這些在國內好像都沒什么特別的，但到了美國，研究和發明用到了臨床，人家就會高看你一眼。我的發明臨床效果還不錯，實驗室里的美國人就更敬重我。
　　到圣地亞哥加州大學填了一大堆表格，有的看懂了，有的一知半解。月薪1200美元，這要比公派留學生380—500美元的薪金高出了很多。填表時有一欄是需要選擇的，哲學博士？還是臨床醫學博士？我覺得我既不能選臨床醫學博士，也不能選哲學博士。
　　我便問導師斯奈爾，他說：“您填臨床醫學博士。”
　　我一再地向他申明：“我是醫學碩士，大學醫學學士，不是臨床醫學博士，也不是哲學博士。”
　　斯奈爾就反復給我講，咱們一樣都是臨床醫學博士，“你在中國已是醫生并有學位證書，你的學校美國也承認，在我的實驗室，做的是醫學博士后的研究，那你就是臨床醫學博士。”
　　最后斯奈爾半開玩笑地說：“當然，你要在美國行醫，是要考取行醫執照的。”
　　我覺得還是不妥，他說：“好了，你如果讀哲學博士，你就是臨床醫學博士加哲學博士，在美國有了臨床醫學博士，多數人不必再讀哲學博士。有些哲學博士為了行醫，也會選擇讀臨床醫學博士。你已經做得不錯，沒有必要再讀哲學博士，太浪費時間，讀哲學博士可能就是5—6年, 時間就是金錢啊。”
　　如果當年在美國我去讀哲學博士, 前途肯定是另一樣了。
　　就這樣，我成了博士后，跟著斯奈爾老板做博士后研究。
　　1990年斯奈爾研究的阿糖胞苷脂質體（嘧啶類抗代謝藥物，通過抑制細胞DNA的合成，干擾細胞的增殖，是治療癌癥的一種藥物和脂質的合成體）緩釋藥物已經相當不錯，脊髓腔內注射，在腦脊液內存留二十天，可以治療各種癌癥的腦轉移和腦膜轉移。為了放大實驗室的小樣品，我做了很多工作。同時他還教會了我怎樣利用他發明的藥物緩釋載體，小樣品的脂質體我已經做得很好了。
　　回國創業時，我還用中國的原料做成了多室囊的脂質體。
　　我和斯奈爾天天交流討論，他幾乎天天在考我，從免疫學到腫瘤學和制劑學，三天兩頭給我文章讓我自學。僅僅三個月時間，我開始頭疼、頭暈，并且越來越厲害，找眼科醫生一檢查，我的眼睛300度近視，從此我就戴上了眼鏡，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利用脂質體承載藥物，腫瘤注射緩慢釋放藥物，維持藥物在一個較高的濃度，從而持續地殺死腫瘤，效果比較好。斯奈爾導師已經發表了一些文章，讓我研究瘤內脂質體緩釋的動力學。我比較懂得計算機斷層掃描（CT）、核醫學將造影劑，泛影葡胺包埋于脂質體，行瘤內注射，于是立即進行計算機斷層掃描（CT）掃描，記錄出片，然后用治療計劃系統（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讀出腫瘤內計算機斷層掃描（CT）值及變化，分析出泛影葡胺在瘤內的變化情況。
　　我們還研究了腫瘤內酒精飽和抗癌藥物，飽和液瘤內注射，因為瘤內酒精注射治療肝癌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研究，效果并不理想。酒精凝固瘤內蛋白使腫瘤死亡，如果在蛋白凝固同時包埋其中，一些抗癌藥物將會提高療效，主要思路是斯奈爾提出的，由我完成，整個過程僅用了一年多。
　　實驗一開始，患腫瘤的小鼠注射酒精后就昏過去，曾設法多次注射，效果也不好。反反復復浪費了很多時間，才使我想到如何讓小鼠產生酒精耐受，買來新生小鼠就喂10%酒精，三天增一個量級，直至100%酒精。小鼠由于長期喝酒，長得也壯了許多，接種黑色素細胞瘤后，就長得很好。酒精飽和注射液瘤內注射，小鼠就不昏了，試驗成功。
　　我多次在腫瘤中心會上發言，利用腫瘤組織凝固變性來緩釋抗癌藥物，從而達到更好的抗癌效果，這就是20年前我們提出的抗癌“緩釋庫”的原型。后來發表文章，那是在我離開美國約8年后發表的，我和斯奈爾導師共同署名。
　　斯奈爾研究脂質體緩釋藥物的目的不光是為了發表文章，他的目標是為臨床病人治療癌癥。這不同于哲學博士研究理論發表文章是為爭取更高的學術地位。斯奈爾開辦了帝寶泰克（Depotech）公司，就是用他研究的緩釋庫抗癌藥物的脂質體向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申報批新藥物。1998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終于批準斯奈爾的抗癌藥物上市了，同時他也上了美國的《紐約時報》，斯奈爾成了億萬富翁。跟他工作了兩年，我學到的就是學以致用，把自己成果最終應用于病人，斯奈爾非常滿意我所取得的成績。
 
1.7在索爾克做首席研究員，并拿到了眾多博士后難以拿到的一筆數目不小的研究經費

　　斯奈爾在1991開辦公司時，我本有機會跟著他去他的公司做一名研究人員，可周圍的留學生中，大部分從事醫學分子生物學的研究。這基因，那基因，當時典型的是P53基因（人體抑癌基因，該基因編碼一種分子量為53kDa的蛋白質，命名為P53，p53基因的失活對腫瘤形成起重要作用），不懂分子生物學就像是缺少了一個武器，不學分子生物學就好像白來了美國。我反復思考這個問題，在美國學術圈一點分子生物學都不懂是沒法混下去的，在這種背景下，我決定重新換個工作，向分子生物學淘點金。
　　20年過去了，我覺得當時的想法是對的，多學習一些新的知識，特別是一些基礎知識，奠定生物治療和生物技術的知識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就會知識粗淺，人云亦云，不能領悟其真正的內涵。就像現在的一些臨床大夫，只會根據藥物說明書去理解，去給病人解釋，根本沒有深刻認識。
　　經過半年的反復比較、發信、登門拜訪，終于物色到了，索爾克是一個全世界非常有名的研究所，有8個諾貝爾獎得主，其中有脫氧核糖核酸（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之一克里克（Cric），發現病毒誘導細胞癌變的杜爾貝克（Dulbeco）。能在這兒工作幾年是最好的經歷，比讀博士都重要，美國比較注重人的經歷，你干過什么，你能干什么。
　　經過幾次接觸，索爾克的教授塞拉·蘇克瑪（Sara Sukumar）認識了我，到她這兒來應聘工作的人很多，博士后和博士達到了19人，并且這些人都在美國讀過博士學位。我一個臨床醫學博士僅在圣地亞哥加州大學做了一輪博士后，很難與他們競爭這個位子，但我內心真的很想到塞拉的試驗室工作。于是我事先找到了塞拉，主動和她交流和討論一些問題，她發現了我的缺點，我從未學過分子生物學，也沒從事過這樣的工作。我告訴塞拉，我會自學，并且學得很快，一學就會，她笑了，破例錄用了我。說到做到，我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掌握了分子生物學的各種技術，聚合酶鏈式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簡稱PCR）、電泳、雜交、脫氧核糖核酸（DNA）。一下子也搞明白了很多，過去我的知識面的確太窄，對于腫瘤的很多認識，僅僅停留在字面上的理解，僅僅停留在臨床知識的理解。通過自學，我提升了自己，對此我非常高興，也可以說，沒有在索爾克的經歷和分子生物學的學習，也就沒有我于保法“緩釋庫”的發明。
　　這個實驗室重點研究P53基因與乳腺癌的關系、生物模型、WT1基因（腎部腫瘤）。經過兩年的學習研究，我和同事們在《美國科學進展》（PNS）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主要工作我做，文章塞拉寫，文章發表了，我是第三作者，這已經很好了。
　　這段時間，家庭生活壓力特別大。妻子、女兒來了，女兒于舟是個先天弱智的孩子，整天哭鬧，大小便不能自理。到了上幼兒園的年齡，送一個幼兒園換一個幼兒園，幾乎沒一個適應的。我和妻子工作都很忙，我倆就商量誰上班晚，誰就送女兒去幼兒園，因為我每天看書、學習、研究到很晚，所以送女兒就成了我的專利。女兒每天早晨起床后，都是哭鬧著，不愿去幼兒園，我常常為了女兒而遲到，自然覺得很羞愧。導師塞拉很理解我，每次看到我面帶歉意的樣子，就安慰我說：“沒關系，孩子也很重要，晚來了就晚些走吧。”瞧，這就是我的導師，我從心底感謝塞拉。
　　女兒是在我研究生畢業那年出生的，剛出生時，和其他孩子沒有什么不同，后來漸漸發現了，女兒弱智，這是我終生的遺憾，我覺得實在對不起她。我當時剛分到中日友好醫院工作，妻子又考上了北京協和醫院兒科研究生，只好將她寄養在岳父家了，生女兒少撫養，我心感愧疚。出國后常常想念女兒，幾次流淚。出國10個月后，辦理了愛人到美國的一切手續，第二年就托回國探親的朋友韓念將女兒帶到美國。至今想起此事，我還非常感謝他的幫助。
　　由于受到第一個導師的影響，導致我從分子生物學各個角度做研究的時候，總是想著如何把它應用到臨床治癌上，這些充滿奧妙的分子生物學技術，與癌癥治療并沒有直接的關系。我想方設法，苦思冥想，分子生物學在我的腦海里撐起了一片天，在這樣的天空中，我在尋找著、研究著癌癥的治療，時刻都沒有忘記。
　　斯奈爾的腫瘤內注射酒精加藥物有缺點，怎樣才能提高，做得更好？應用到臨床，這個問題一直纏繞著我。我在國內讀研究生階段也很注重臨床應用，所以雖然干著很基礎的研究，但始終沒有忘記與臨床結合，這就叫轉化醫學。
　　1993年，塞拉教授要求我們8名博士后都申請研究經費，我花了大量時間整理和閱讀文獻，寫了“關于比較中美乳腺癌P53在月經前后的變化規律”，中美婦女月經前后乳腺癌P53變化有一定的差別，我就申請了美國陸軍醫學研究開發署科學前途發展獎。文章標書是我獨立完成的，導師塞拉給認真修改了，她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教授，多次在《科學》雜志上發表過文章。導師很謙讓，她讓我做了首席，也稱第一研究人員。
　　我真的高興壞了，第一次在美國申請科研經費就能做首席，這對我來說已經是很重要了，至于經費得到與否，我沒太考慮。那個時代申請到經費是一件很難的事，多數人包括塞拉在內，誰也沒敢奢望拿到這經費，其他幾個身經百戰的博士后也做了首席，也都在申請經費。在美國，博士后不是一個職業，博士畢業后再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才能走上獨立的研究階段，而教授和副教授是個職業。
　　塞拉要離開索爾克到其他大學當教授，而博士后們大多不能跟著她去。多數人都在圣地亞哥成了家，買了房子，很難與她同行，所以，她鼓勵她的博士后們自籌經費，或重新找工作單位。
　　我也不想離開，在圣地亞哥我已經買了房子，到美國四年后就辦了此事，當時多數人不能理解，貸這么多錢，怎么還，工作又不穩定，多數華人留學生都不買房�？晌矣X得圣地亞哥太美了，哪兒也不想去了，就賴在這兒吧。環境美是一大優點，同時也覺得月月付房租不合算，那是在幫別人還房貸。有一個臺灣來的朋友做這方面的生意，總想幫我買房子。終于在1993年10月份，在離大學不遠的大學城（University City）附近，花172000美元，買下了一處獨棟別墅。別墅面積不大，三室兩廳兩衛，有前后院，要價215000美元，一番討價還價后，交了20000美元訂金，簽了一堆表格，貸款買下來了這棟房子。房子經過粉刷和裝修，屋里換上了嶄新的地毯，清除了院子里叢生的雜草和樹木，鋪上了石子路面，總算有了自己非常滿意的房子。后來，房價一路攀升到了40萬美元，2005年又漲到了80萬美元，這下算是讓我賺到了。
　　時間過得很快，博士后們申報科研經費已經快一年了，還是沒有結果，塞拉已經決定去東部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做教授，跟她走的只有一位剛來做研究的博士后。
　　我們都紛紛去找工作，我想試試到生物公司應聘，體驗一下公司的境遇，再說每月要付房貸，沒工作是萬萬不行的，盡快找到新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
　　我找到了一家生物公司，是做生物診斷的，上半天班，在比較遠的圣馬克（San Marco），抱著學習的態度去的。沒兩個月，塞拉秘書打來電話：“保法，你趕緊來索爾克，有重要事情。”第二天我就去了索爾克，到了原來的實驗室。
　　我竟然拿到了研究經費！16萬多美元，大家向我祝賀，這是一筆不少的經費，用來做乳腺癌研究的。同時得到經費的還有一名剛從上海來的陳瑩，別的博士后一個也沒拿到，我倆都是中國人啊，多么幸運，多么為華人爭光，我是四年的經費，相當于四年的飯碗，這下不必為工資發愁了。
　　那天在實驗室里，大家七嘴八舌地祝賀，當時我都有點飄飄然了，這一通被羨慕啊，中國籍的研究員同時拿到了兩個項目的科研經費，這并不是巧合，這證明了中國人的實力。
　　因為自己當首席，不再是老板從科研經費中給你發工資，科研經費全由我一個人來支配，這也就是說自己給自己當老板了。到美國才四年就做了首席，多數留學生由于重視學位，都在重新攻讀哲學博士，畢業要四五年，而我到美國四年就以首席的身份拿到這么一筆經費，實屬不易。從這一點看，我趕上了來美國讀八年的博士或十年的博士后，我有時就是很幸運！
　　后來回國了，我的首席身份還受到了某些國人質疑：憑于保法的學歷和到美國只有幾年的時間，不可能做首席，肯定他老板是首席，他充其量也就是個副首席。說實在的，這有必要說謊嗎？美國雖然很遠，但也在地球上，認識和了解于保法的人多了，事實勝于雄辯，只有事實才有說服力。
 
1.8又一次被圣地亞哥加州大學醫學院聘請為大學教授，但始終不忘回歸

　　塞拉要走了，我們都不想跟她去東部，當然塞拉愿意讓我和陳瑩帶著這一筆經費去約翰霍金斯醫學院，繼續原來的研究，可畢竟我倆都不愿意離開美麗的圣地亞哥。我很想回圣地亞哥加州大學醫學院，那里有比較接近臨床方向的研究，并且還與分子生物學相關，只是我一時很難找到有應用價值的科研項目。
　　正在此時，忽然得到一個消息，圣地亞哥加州大學骨科系搞骨癌方面研究人員缺少。好機會，有一個實驗是與生物工程結合的，主任保羅·宋（Paul Song）一了解到我這種情況很感興趣，因為我對分子生物學有著深厚的理解，再與生物工程及生物力學結合肯定能做出一些成績，他積極推薦，醫學院骨科系主任約翰（John）也推薦，圣地亞哥加州大學的校長簽批了我為助理教授。
　　那天，我作為一個被聘請為教授的中國人，開著新買的別克車，一下子引起華人留學生的關注：于保法沒有發表多么重要的文章，沒有什么太大的成績，在美國直接做了博士后，沒讀博士學位，得到助理教授這樣的頭銜，讓人感到驚奇。的確，這在當時很少見的，概率不到5%。
　　在保羅的實驗室中有幾位中國留學生，如楊力和石巖，其他實驗室中還有幾個華人學者，我們經常聚在一起聊天，常常去小飯店聚餐。大家一見面，話題最多的就是羨慕和稱贊我，在一片贊美聲中，我就有點滿足感了，居然還成了別人學習的榜樣。于是，常有朋友讓我談在美國的經驗，那我肯定是毫不保留地傳授。
　　我與楊力一起做P16基因與骨肉瘤細胞粘附力的研究，P16缺失，粘附力下降，就此發表過幾個摘要。因為我的興趣與一般博士后不一樣，不在乎發表文章的多少，覺得寫文章與臨床治療沒必然聯系，始終想學斯奈爾教授那樣找一個能治療癌癥的方法，尋求打開癌癥“黑洞”的密碼，我認為那樣比發表文章更重要。
　　當然，在美國發表文章，贏得一定的積累和評分，可以為工作和晉升鋪路，這是常規做法，無可厚非。如果實用價值大的科研做不出來，有了這些文章，也可以在美國找到工作，有了文章，還可以再晉升為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但我心里裝的是癌癥病人。我認為，研究和臨床相結合，才算是真正的研究，能造福于病人的發明才更有價值，我決不能停滯不前，不能讓別人眼里對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的羨慕來滿足我，要向前看、不能停。因此幾乎沒能整理已完成的研究，我就投入了夢想中的研究。
　　我走了一個獨木橋，非要拿出個實用治癌的研究成果。做助理教授的四年間，沒有怎么做太多基礎的研究，而是在思索著一個新的、別人不曾想的治療癌癥的方法，就是今天的“緩釋庫療法”。當然我冒的風險很大，如果不成功，我就很難再回到學術界，當時已經暗暗打著回國的算盤。
　　我很愿意和朋友們天南海北地聊天，也常常幫助中國朋友搬家，大部分在美華人都團結友好，常常這家那家的開派對，我們在一起聊在美國的生存，聊生活中的故事，聊回國創業的經驗和夢想。我們互相鼓勵，互相學習，漸漸地我就成為了一代華僑的僑領，開始向大家介紹一些回國創業的想法。后來在圣地亞哥幾次華人商會創業經驗交流會上，我多次發言，主題大多是：怎樣讓更多的中國人回國創業。
　　十多年來，證明留學生早日回國創業是有眼光的。現在國家有了“千人計劃”、“春雷計劃”，國務院僑辦舉辦了十二屆華僑華人回國創業論壇。成千上萬的留學生回來了，多數進了大學、研究機構，少數創業、開辦各種各樣的公司。“海歸”們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歡迎，國家還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優惠政策，鼓勵留學回國人員創業。
　　我現在已經是一個老“海歸”了，帶了一個回國創業的好頭，領先了一步。時任洛杉磯領事馮樹森，1998年曾題字給我：“先行一步，必成大業。”大業雖未成，但也實實在在地開辦了腫瘤醫院，實實在在地為老百姓治療癌癥，十五年來的醫療服務，相信百姓還是滿意的。
　　導師塞拉曾于1998年來中國看望我，并參觀了我在農村開辦的泰美寶法腫瘤醫院。
　　導師斯奈爾沒來過中國，在圣地亞哥多次見過面，2010年在美國癌癥研究學會會議見到過一次。2011年在美國美國臨床腫瘤學會會議上，我們又見面了，他知道了我今天的成績，非常高興：“保法，看來下一步我得給你打工了。”
　　我見到我的導師更是欣喜若狂：“您永遠是我的老師！”
　　
1.9朋友創業，激發我回國創業的信念

　　創業就一定需要一筆錢，大多數人創業初期都面臨著融資難。我稱之為資金之困，資金之癢，資金之苦，是每個創業者永遠繞不過的坎。有人天生幸運，有祖輩的錢足夠用。我們這些上世紀80年代到美國的留學生們，多數沒有那么幸運。當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萬元戶就已經了不起了，我們那時基本都是“窮二代”。當然有些人在美國呆的時間長一些，可能攢下一筆錢，但用于創業是遠遠不夠的。
　　我與其他留學生沒有什么區別，而且我去美國沒幾年，存款也不多，1994年買了房子，成了房奴，月月還房貸，是一筆不少的開支。從1994年起我就夢想創業， 就反復琢磨，啟動資金從哪來？在美國注冊一個公司非常容易，也就是一天的時間， 到政府大廈領個表，填一下， 簽上字，就可以了，難辦的就是沒錢啊。
　　這期間，我已經到索爾克工作快兩年了，結識了不少人，有人已經開辦了公司，聚會時我是�？停�很欣賞人家創業。
　　圣地亞哥是個人杰地靈的好地方，是優秀人才的集聚地，是創業者的搖籃。
    當年比較早創業的是沈純，開辦了宜基因（EGen）公司，任總經理，制造生產人工胰島素。當時在中國還沒有這個項目，他們還計劃到中國申請藥物批準文號，他的啟動資金來源于洛杉磯的一位華人——翟先生投資50萬美元。幾年以后，沈總真的拿到了中國的人工胰島素國家準字藥號，在國內又開辟了一個新天地。他是當時基因藥物的“六大君子”之一。中國浙江大學的余芒，在美國拿到了博士，那時已經是英瑪索（Immuso）公司的總經理，這是一家典型的風險投資公司。后來他與夫人還合伙創辦了自己的公司，啟動資金有兩部分，融資來的一大筆錢和軍隊的科研經費，研究流感疫苗，成為圣地亞哥為數不多的生物醫藥界的成功人士。王明偉也較早在圣地亞哥創業，是一個奇跡式的人物，早早就中美兩地飛。他在圣地亞哥創辦了幾個公司，與美國人合資的公司是篩選中藥的抗癌藥，在上海也成立了中國國家藥物篩選中心，還請我去參觀，令人羨慕。 
　　還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就是崔書杰，中國河南醫學院79級畢業生，我創業的念頭與他有關。1992年，他也來到圣地亞哥，就職在臺灣人創建的著名的應用生物公司（ABI），這是一家生物公司，生產早孕診斷試條。在中國時我們不認識，但彼此都有耳聞。1991年我去美國德州的休斯敦開會，小崔正在休斯敦的安德森腫瘤中心做研究，到了他的“地盤”，哪能不見面？見到后，倍感親切，“老于”，小崔常這樣喊我。在他宿舍住了兩天，期間相互聊了很多事情。他是中國的醫學學士，在國內沒有讀過碩士或博士研究生， 但在美國仍然是臨床醫學博士，并以同樣的資格做研究工作。1994年，我第一次回國，崔書杰就讓我探索如何在中國經商，回國后走了幾個地方，也沒找到做生意的感覺。那時的我，其實只有創業的信念，其他什么都沒有。小崔在圣地亞哥早早開了公司，生產一步法診斷試條，是當時很盛行的一種診斷法。他開公司一干就是16年，并買了自己的車間。后來，他還發明了一種尿杯，底部留有一個小孔，外邊接上特制的診斷試條，中間有一個開關閥連接， 打開開關，尿液就會從杯底的孔流出，流經試條，診斷很是方便，很科學。他申請了發明專利，并拿到了專利。
    身邊還有些小公司多是自籌資金，屬于邊創業邊掙錢邊投入的小公司，滾動式發展模式，這是我要學的榜樣。
　　世界各國的很多學者都愿意到圣地亞哥學習和工作。90代在圣地亞哥的中國人就有2萬，現在達10萬了。圣地亞哥是美國的生物醫藥基地之一，索爾克研究所和斯克里普斯（Scripps）研究所都是世界著名研究所，其中索爾克有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在中國的各種會議上，我常常遇到回國創業者，從圣地亞哥回來的頗多，如蘇州的張海明，深圳的彭朝暉，上海的王明偉，蘇州的耿玉，北京的楊蒙等。
　　2012年在武漢參加國務院僑辦主辦的華僑華人創業洽談會（簡稱“華創會”），遇見了張維維，他創辦了晶微（GeneWay）和基星（GeneStar）公司。1996年他曾主導了世界500強的美國百特公司與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生物醫藥合作，他代表百特公司將200萬美元投入兩家共建的百環生物醫藥研究所。張維維也是世界第一個基因治療藥物重組人P53腺病毒（今又生）的真正的發明人。2003年基因藥P53在中國成功上市時，他因在美國工作，沒有露面，直到2010年才回國�，F在他是深圳市賽百諾基因技術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和首席科學家，這是他應當得到的榮譽。
　　在中國，處處可見到來自圣地亞哥的華人科學家，從這一點來說，圣地亞哥對中國貢獻可不小。
　　圣地亞哥還造就了一批在國內重要部門擔任著重要職務的人。
　　同學詹啟敏，與我一樣來自中國的臨床醫學博士，1989年去了圣地亞哥，在美國國立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當了助理教授。2004年他回國，接替中國著名的生物學重點實驗室的主任。后來因為工作卓越，成績突出，被選為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2011年12月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程京，四川人，美國博士，生物醫藥芯片是他的強項，2003年就回到清華大學建立了國家芯片中心。他在國內有自己的公司，圣地亞哥有分公司，曾受到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他早早就成為了中國工程院院士。
　　當年，我經常去圣地亞哥的海邊，站在干凈的沙灘上，任憑海風吹拂著我，極目望去，遠處海天一色，心情舒暢至極。那藍藍的天上，漂浮著潔白的云朵，真像棉絮，像一團松散的大棉絮，舒緩地游動。我仿佛發現，白云是朝著祖國的方向飄去，祥云！一定是傳說中的祥云，剎那，我的心隨著白云而去……
　　我，始終抱著回國創業的信念。
　　有了創業的原動力，還要學會一些創業的本事。學醫的我本應一心一意做一個醫生就可以了，可我就是沒完沒了地折騰，那是因為有癌癥“黑洞”的存在，解開這個“黑洞”密碼的念頭始終在纏繞著我。
　　成為一個醫生不難，成為一個好醫生很難， 想成為一個既有發明，又能創業，還是一個好醫生，就更難了！我也是鐵杵磨成了針，百煉煉成了鋼。
　　1995年陪同美國布氏顯微鏡的老板羅伯特·布拉福德（Robert Branderfu）先生到中國山東德州辦學習班，我當了三天的翻譯，又陪他們到青島醫學院談合作，差點沒把我累死。此后，我幾十次往返于中美兩國，大多都是充當翻譯人員。
　　在多次的回國中，我重新認識了中國。先后分析了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商業、中國的醫院，又見到了大學的很多同學，從北京到山東，從濟南到青島，從東平到其他縣城。應該說，是做了一個社會調查。
　　看到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我都有點不太適應了，心想：留學留傻了，回國創業，必先脫傻。
　　一般人認為，能留學的人肯定不傻。在美國留學多年，已經適應了美國的簡單、干脆、直來直去的處世風格，在美國做生意要比在中國做簡單得多，相比之下，人就顯得有點“傻”！
　　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變化，人們的思想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多人在改革開放初期做生意一不留神就被人家騙了，現在交足了學費，你騙不了啦。而我們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多數沒有學習商業經營，多數是學自然科學，做大學教授和實驗室研究， 根本就不是商人，回到國內創業真的是無法適應。
　　回國創業首先要脫掉學者的“傻”，再脫掉經商的“傻”，還要脫掉人際關系的“傻”。
　　有一年回國，山東省腫瘤醫院的老張院長來到我大姐家，那時我在大姐家住了幾天。在大姐的家里，他跟我談了在濟南辦公司的經驗。他創辦的萊特醫療設備公司，主要業務是維修計算機斷層掃描（CT），銷售二手計算機斷層掃描（CT）， 生意很紅火，讓我在美國為他找一臺質量好的計算機斷層掃描（CT）。 回到美國后，我去了舊金山，在一個放射治療會上，認識了一位叫史密斯（Smith）的公司老板，訂了一臺很好的計算機斷層掃描（CT），很快計算機斷層掃描（CT）生意做成。這是我在生意場上第一次練兵，是這位老院長給我上了一堂在中國創業的課。
　　上世紀90年代，進口醫療二手設備在中國很盛行，基本上是一些質量很好的設備。當年，我為國內幾家公司找貨源，如加速器、計算機斷層掃描（CT）等大型醫療設備，為我美國的公司增加了收入。那時的二手設備應當是促進了一些醫院的發展。
　　同時，我積極籌備東平的腫瘤醫院。開醫院設備是不可少的，要懂得買好設備，買便宜設備。此外，我積極為開辦醫院準備征地、蓋樓等相關事宜，整個過程就是中國創業工商管理碩士（MBA）的課程。只要不笨，只要努力，我一定能夠學會、學好，當然，創業成功與否，有時也需看運氣。
 
 
 
 
 
 
 
 
 
 
 
 
 
 
第二篇  理想·創業
 
 
 
2.1留美使我成為回國辦醫院第一人，建腫瘤醫院是我事業的起步

　　中國是我的家，我血脈里流動的是中國人的血液，只有回到這片土地，我周身的血液才會溫熱而暢通。集大學本科、研究生學歷和美國深造于一身的我，夢想辦個自己的醫院，以展示我治療癌癥的概念、理論、方式和方法，在臨床上治療癌癥的療效。療效對病人至關重要，治療效果如何，病人最有體會，能感覺出哪一種方法是最好的治療。
　　一個人的學歷和履歷固然重要，但能力更重要，一個人只要有了能力，才能使自己的才智得以發揮�；貒鴦摌I前，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驗證的只是我的學習能力和研究能力。從1996年回東平老家創業，開辦第一家腫瘤醫院到今天，驗證了我有一定的創業能力。所以我要特別感謝老家東平縣政府的各級領導對我的支持，使我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能，驗證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并有機會為家鄉人民做點事。
　　回國后，我把第一家醫院建在了養育我的東平縣農村。那個時候，國內的改革開放正如火如荼，為了吸引資金，加速當地的經濟建設，各地都紛紛出臺了相應的優惠政策。但政策再優惠，把醫院建在貧困的農村，在許多人眼里是個不明智之舉。作為新生事物，此舉在山東見報了，一位外省的朋友看了報道，給我寫了一封信：“于保法，你是不是想出風頭�。磕愕男【啪糯蝈e啦！你把醫院建在這么落后的農村，風頭是出了，可是你的投資什么時候收回來呀？提醒你一句，基礎設施你是帶不走的！……我看啊，你不是一個瘋子，就是一個傻瓜……”
　　不理解我這個大膽舉動的，不只是這個外省人，我的好多同學朋友，甚至親戚都不理解，極力勸阻。
　　我主意已定，在東平建腫瘤醫院，理由有四。其一，東平是癌癥高發區，貧困落后，一般人患上癌癥后，根本沒有能力去大醫院治療；其二，當時籌集的創業資金少，想在大中城市建一所腫瘤醫院還遠遠不夠；其三，國內對于開辦民營醫院沒有相應的政策，衛生部門控制得非常嚴；其四，東平是我的家鄉，人熟地熟，凡事都好辦些。
　　當時我跟朋友們說：“我對東平感情深厚，縣委縣政府的領導支持我，就應當選在東平作為我創業的起步。”
　　我開始籌備建醫院了，先期征得十多畝地。在對建樓一竅不通的情況下，找人設計了一張圖紙，一棟三層小樓，看上去還可以。記得當時有個朋友說：“從圖紙上看，就像北京火車站。”啊，這不是風馬牛不相及嗎？就這樣吧，只要是醫院，至于像什么并不重要。
　　當地一位親戚帶領建筑隊墊資蓋樓，并再三表示讓我放心，一定完成任務。結果蓋起來，就像一個小鳥籠子，質量差，特別是門窗通風效果差。但不能全怨建筑隊，當時我們沒錢，也沒提什么要求。其實我也知道，在他們心里，有自己的想法：樓蓋得好與孬沒有關系，我是幫了你的忙，你地拿不走，樓也搬不走。你沒錢了，你的醫院辦不起來了，樓就是我的了。直到開業以后，有記者問他們：“你們怎么把這樓蓋成這樣？質量如此的差？”他們這才道出了實情：“哪能想到于保法真能把醫院開起來。”
　　征得的土地我們沒有足夠的錢一筆付清， 是分期付款。我成功地使用了“空手倒”，分期付款，節約建設成本，完成了我初期的目標。沒辦法呀，自己的啟動資金實在是太少了。就這樣，算是過了創業的第一道坎，至于創業中有幾道坎，我認為步步有坎，至少我的創業初期是這樣的。
　　隨著醫院發展的需要，建設用地逐步擴大到了八十多畝，醫院的二期工程進程就比先前要順利得多，質量也要好得多。
　　東平是癌癥高發區，經濟又比較落后，農民們平日缺醫少藥，患上癌癥后，由于沒有支付昂貴醫藥費的能力，大多數患者都是在中小醫院做簡單的保守治療，根本無濟于事，還有的病人被醫生判了死刑，就回家等死。這樣的一些病人，在我的醫院開業后，紛紛前來求治，甚至有的病人家屬帶著送終的壽衣把病人送到泰美寶法腫瘤醫院，意思就是能治就治，治不好就聽天由命。
　　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到，這些危重的病人經過我們的治療，竟能走著回家。
　　淚水滾動在那一張張憨厚、質樸的臉上，沒有過多的感激之言，也沒有客套，有的只是一雙雙緊握著醫護人員的大手，傳遞著那份樸素的真情；有的是一句“這孩子救了我”。樸實無華的語言，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做醫生的幸福。
　　“保法治癌不用全身化療，花錢不多，效果又好，簡直神了！”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泰美寶法腫瘤醫院門庭若市。120張床位的病房區，床位利用率始終沒有低于百分之八十五。
　　開醫院的，病人多了，經濟效益就會好，照理說我應該高興，可我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渾身不舒服，好像什么東西纏著我的心，使我有些心事重重。因為來院治病的人，大多是東平的農民，癌癥如此的高發，壓抑著我，令我內心不安。于是我決定下村入戶搞癌癥普查，普查的目的是早發現早治療，一是可以為病人省錢，二是可以減少痛苦，提高治愈概率。
　　從1998年11月開始，我和醫院的職工們利用雙休日，對東平縣18個鄉鎮78萬人口進行了下鄉義診及腫瘤普查活動，其結果令人震驚：癌癥發病率是千分之二點八！
　　除了義診，我還在醫院經費相對緊張的情況下，擠出錢來捐助貧困學生，并專門成立了一個救助貧困學生的基金。
　　“整天和癌癥病人打交道，你不會因此感到灰暗嗎？”很多人這樣問過我。
　　奇怪，在真正接觸這些高危病人之前，我反而不時會因一些令人困擾的問題而自尋煩惱。因為剛建醫院的時候，醫院名氣不大，來就醫的大多是癌癥晚期病人，都是沒有了指望的人。那時候我緊張過——本來都是快死的人了，如果死在我的醫院里，我就全完了，我的確是有過這樣的苦惱，但很快就不煩惱了。因為活著會比任何時候更明朗、更有意義，正是因為我那么驚心動魄地接觸到了死亡，也正是因為我看到了病人們的笑臉，我才更深刻地體會到了活著的意義，我比任何時候都更珍惜生命和伴隨我生命的一切，我覺得人人都該善待自己，善待家人，善待朋友，善待這一生與己有緣的所有人。
　　在全國上下都在討論集資、生財、創造財富時，在我的醫院急需資金的時候，我卻在行“散財之道”。因為我始終認為，人嘛，除了發財致富之外， 還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們賠錢去義診、普查，引來了人們的驚奇。一般來說，公益性事業多半是由政府來做，可那時期，政府在這方面還沒有這個意識。這是一項對于老百姓有益的事情，老百姓等不起，我也不能再等待。我這人就是有了想法，就要付諸實施，在自己還沒有站穩腳跟的時候，就投身到了公益事業，當時在國內還是比較鮮見的。
　　不僅如此，我曾經于1999年秋季江蘇洪汛的時候，放下一切工作，專程趕到抗洪第一線為抗洪英雄吳良珠會診。
　　應邀奔走在全國各地為病人會診和治療，是常有的事。我認為這是我應該做的，也是我非常樂意去做的。
　　東平泰美寶法腫瘤醫院是開業后才拿到營業執照的。隨著收治病人的不斷增多，醫院知名度的不斷擴大，僅有120張床位的醫院顯得小了，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了。
　　初戰告捷，我的信心足了，目光放得遠了，我迫切希望自己的專利技術“緩釋庫療法”能讓更多的人受益，而并不僅僅局限于東平縣。我開始為一個更大的創業計劃做準備。
　　2000年，我在濟南創立了優科公司及腫瘤藥物研究所，作為泰美寶法腫瘤醫院的科研基地，給醫院的發展再一次注入了活力。
　　直到此時，我才覺得自己的“緩釋庫療法”是一枝獨秀，療效得到了病人的認可。隨著研究工作的進行，我的其他幾項專利技術也獲得了專家們的認可，并應用到了臨床。此時，我覺得將腫瘤醫院做大、做強，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
　　我一筆一畫地勾畫著自己的醫療事業藍圖，現在在濟南開辦了腫瘤醫院，又把腫瘤醫院開到了北京。我夢想著，在全國聯合幾十家，甚至幾百家有一定規模的醫院，形成一個特許經營連鎖腫瘤預防治療網絡，使更多的腫瘤患者得到“緩釋庫療法”的治療。
 
2.2百般無奈之下的無證開業
 
　　1996年，我從美國回到東平老家考察時，縣委書記趙傳香熱情地接見了我。他言語間滿含對歸國人員的尊重、理解和期待，使我充分感受到了家鄉父母官的親民作風。有一年的春節，東平縣的領導還到濟南看望我，我當時真有點受寵若驚。雖然是小事，但看得出家鄉人對我很重視。
　  家鄉人對我的支持并不是盲目的，記得在籌劃建院前，東平縣人大主任趙慶森到美國專門看望和考察了我。當時在美國，我已經有著優越的生活條件，趙主任回國后，給東平縣委領導班子寫了長篇匯報，主要是肯定我的做人做事。
　  由于縣委縣政府的大力支持，我的醫院很快就立了項，并劃撥了土地，開始是計劃撥12畝，后來逐步擴大到80畝，用了近一年的時間，完成了一期工程，建起了一棟門診加病房的小樓。
　  1998年3月28日，泰美寶法腫瘤醫院終于矗立在家鄉的田野里。醫院配備有世界先進的模擬定位機、直線加速器、全身X光刀等高科技醫療設備。
　  20世紀90年代，國內整體的醫療水平還很差，仍處在一個聽診器、三大常規化驗的原始狀態，農村太需要有先進技術和設備的醫院。當時，在整個泰安地區都缺少設備，連泰安腫瘤醫院都沒有加速器，我的醫院設備是先進的，具備了開業的基本條件。
　　但是辦醫院執照費盡了周折，縣衛生局按照管理條例，可以批準我建設醫院，而申請開辦“腫瘤”醫院，縣衛生局卻不同意。副縣長前去做工作，表面上同意了，卻推到了上級衛生局審批，審批材料報到了泰安市衛生局，終于派人來驗收了。驗收是認真的，我理解他們，工作就要認真。一次驗收，二次、三次都不合格，總之，我們是改不完的問題，所以就一直沒有拿到執照。
　　他們真沉得住氣，我可不行啊，我的員工已經上崗，病人已經住院，癌癥病人沒有時間等啊，等待就意味著死亡，我那個急呀，我幾乎天天跑衛生局，幾乎都到了求的程度，仍無結果，我好無奈，好無助。
　　記得當年江澤民主席訪問美國時，我們留學生受到了接見，我也參加了歡迎晚宴，我還是晚宴的主持之一。江主席說：“國家富強離不開海外華僑的支持，回家創業是黨的政策。”聽了江主席一席話，我心里就更有底了，宴會上，我送了江澤民主席一條繪有中美兩國國旗圖案的領帶，象征著中美之間的友誼，當時美國《華文報》做了報道。那領帶是我到美國一家知名的服裝公司定制的，是由設計師普利茨專門設計。
　　好在我已經很明白國家大政策，倒也不怕什么，既然營業執照沒有消息，等待也不會有結果，只好著手開業事宜，開業前還反復與時任縣長宋魯同志商量，決定于1998年3月28日開業。
　　開業那天，我邀請了山東省僑辦主任商振永，濱州醫學院院長李武修，齊魯醫院院長楊興季，泰安市副市長李東，副市長孫承志等領導，參加了醫院的開業典禮。
　　同時，我還請來了北京的一些老師，有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的周偉主任，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的殷蔚伯教授、余子豪教授和徐國鎮教授。
　　時任衛生部部長張文康、時任山東省長李春亭還來電表示了祝賀。
　　時任縣長宋魯在開業典禮上做了發言，參加典禮的有泰安市僑辦主任桑新華，東平縣部分局長、副局長，包括衛生局局長。還有我的許多朋友、同學。
　　在開業典禮上，我說：“今天我們只是一個小醫院、小團隊，十年后要成為一個抗癌大軍，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那天，長長的樂隊站在路的兩旁，整齊地排成兩排，百姓們成群結隊地涌進醫院，將醫院門口堵塞了兩小時。
　　其實，無照開業是被迫無奈，逼上梁山了呀。這里倒是離梁山很近，梁山就在東平湖的西岸，過去是屬于一個地方管轄區。當今的東平也出過好幾位中央領導，有家喻戶曉的萬里委員長，還有全國第十二屆政協委員會副主席張慶黎，他們都是東平人的驕傲。
　　不給我發執照，我真的很無奈，為了醫院、為了職工、為了病人，也只能無證開業了，這在中國民辦醫院史上，大概是個先例。是不是感覺于保法膽大妄為、大逆不道？可我覺得不是，于情于理我做得都不過分。
　　醫院建設、籌備、征地都與當地政府保持了良好的溝通，也得到了支持和幫助。醫院的名字是時任泰安市委書記張慶黎給起的，“泰”取自“泰安”“泰山”的“泰”，“美”取自“美國”的“美”，“泰美”又音同“太美”，而“寶法”的意思是一個寶貝的方法，這又音同了我的名字“保法”，張慶黎書記真有學問，就這樣，“泰美寶法腫瘤醫院”由此而生。
　　張慶黎書記很支持留學生回國創業，當時征地辦醫院非常困難，當我申請貸款找他匯報時，他毫不猶豫地批示：“這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請給予支持。”1998年1月他被調到省委宣傳部任常務副部長，在辦執照過程中，我沒有機會跟他匯報，否則，辦執照可能會容易得多。
　　一個無照經營的民營醫院，抗癌戰爭悄然打響。一個個癌癥病人從本縣、本省、外省趕來就醫問藥，新聞媒體上也出現了我辦醫院的有關報道，記得第一次見報是《泰安日報》，第一次登上電視節目，是山東衛視《天南地北山東人》。
　　腫瘤博士后回故鄉辦醫院，此事傳遍了山東，影響到了全國，病人來自四面八方，治療效果也不錯。可無證違法經營這個事，每天都煩擾著我，心里有些不太踏實，員工們也覺得這事挺麻煩。
　　一個回國留學生與違法密切相連，一個新的醫院卻戴著違法經營的帽子，一個被關注的醫院卻在非法行醫，我怎么向社會交代！怎么向病人交代!并且時刻都有可能被執法部門查封，罰款那也是必然的，甚至可能封門停業。我的職工為我捏了一把汗，縣人大主任也為我捏了一把汗，他多次為我向有關部門過問此事，我更是為這事苦惱心煩，但始終沒有找到切入點，以至于一拖再拖。
　　醫院剛開業，領導班子需要磨合，醫生們需要我手把手地帶教，每個病人需要我親自診療，我方方面面操心，寸步不離病人，就連晚上睡覺都在醫院，在辦公室椅子后邊放上一張小床對付著，洗澡就更不方便了，要去院外找地方洗。每天的忙碌和生活的不規律搞得我身心疲憊，本來身體很好的我，幾乎要病倒，幾度沒有信心支撐下去，想退也沒有退路，想往前走又困難重重……
　　當時我在美國圣地亞哥加州大學的研究還沒有結束，定期還要去美國……那時，把我整個人大卸八塊，好像也忙不過來。
　　當一個人遇到困難時，如果克服了困難就會有成就感。如果同時有一堆困難來包圍你、攻擊你，也許會被打敗。但我的心理承受力比一般人強點，從小也養成了不服輸的勁頭，雖然這次非常難，新建的醫院不成熟，又遇到這么多的坎，真讓人有些抗不住，但我心里暗暗勸自己：我決不言敗。
　　那一年，我在中美之間來回地飛，飛了50多次后，覺得實在忙不過來，最后下定決心放棄一個，全心打理另一個，我不能熊掌魚翅兼得啊。那時美國有一位朋友在圣地亞哥當副教授，叫郭亞軍，在上海某軍醫大學兼職，中國和美國來回飛，他是第一個享受“啞鈴式”服務的。他可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在上海的軍醫大做研究，在美國也是在大學做研究，沒有太多的雜事，可以熊掌魚翅兼得。我不行啊，中國的事我決不能放棄，我所追求的夢想就在這個醫院里，追求的臨床治癌研究也在這里，那只有放棄在美國的事業。說心里話，真有點舍不得。
　　在美國，我的心已經飛回了祖國，我從單純的基礎研究跳了出來，從一個細胞、一只小鼠，飛躍到了一個人，確切地說是一個人的器官、一個人的整體。我的思路從全身的化療轉到局部腫瘤的化療，確切地說，是轉到了腫瘤內部的化療，從癌癥“黑洞”的外圍到了內部消滅的時刻。
　　我的心歸屬感極強，這顆始終沒有隨著飛機在美國著陸的心，沒有隨著美國綠卡和別墅到手而在美國安居下來的心，要在祖國著陸，要在祖國安居。隨著我的心和我的身在祖國的時間越來越多，現在終于決定：辭去美國助理教授的工作，全身心地打理我在中國農村的醫院了。
　　完成了我人生中的又一個轉變，我輕松了許多。
　　我天天工作在我的醫院里，病人見了我就像見到了親人。病人的歡聲笑語是對我最大的獎賞，一個個病人經過我的治療好轉、緩解，看著他們悠閑地在散步，在下棋，在聊天，我由衷地高興。
　　這個時期，雷鋒精神作為我們醫院的文化建設內容上了墻報：
　　對待患者要像春天般溫暖
　　對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火熱
　　對待歪風邪氣要像秋風掃落葉
　　對待癌癥要像冬天般冷酷無情
　　醫院紅紅火火，而我還在為無照經營煩惱著。雖然每天以最好的姿態迎接病人，但病人哪里知道我心中的愁與煩，他們只知道我忙，還經常看見我外出，外出干什么他們毫不知情。
　　那段時間新聞界對我特別感興趣，常登載有關我回農村創業的報道，比較早的是人民日報的《悠悠故鄉情》（1999年3月31日），還有泰安日報的《拳拳愛國心》（1999年8月6日）。
　　有一天忽然來了幾位記者（大約是在1999年3月），其中一位叫楊建軍，中國青年報社記者。同時來的還有工人日報社的記者，是聽說有一位“海歸”回鄉辦起了醫院，于是帶著許多疑問來了：“在美國的博士后、教授怎么可能回農村創業？學醫的又不是學農的，干嗎回農村？是與哪個縣醫院合作的吧？怎么可能一個人辦腫瘤醫院？”
　　那天他們一進門，碰巧看到了我與病人在交流，稍后又看到我給病人做治療。這期間，他們刨根問底，有著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架勢。等我回到辦公室里，互相寒暄了一陣子，他們又問了：“創業的錢從哪兒來的？為什么選擇東平不選擇濟南？選了東平為什么不選縣城而選縣郊？大夫是從哪兒來的，護士是什么級別？”還有我的年齡、婚姻等等，簡直就像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在查我的戶口。
　　被這些記者“圍攻”著，我是跑不掉了，誠實的我也不會回避問題，都一一如實回答。越說越多，越聊越投機，也互相比較了解了。當時東平縣的窮是有名的，晚上我們在一起吃飯，粗茶淡飯他們居然沒嫌棄，還喝起了白酒。楊記者和我拼起了白酒，我們倆都喝醉了，我口無遮攔地聊我的愁與煩：“醫院還在非法行醫，開業一年了，還沒拿到營業執照。”
　　第二天清醒了，就有些后悔了，我是害怕呀。報道了我非法行醫怎么辦？病人知道了，要出院怎么辦呀？醫院的好局面，是我們全體醫護人員打拼一年的結果，是大家汗水的結晶，他們萬一報道了，有可能招來毀滅之災，之前的努力可能就要付之東流了。
　　還想和記者們溝通一下，哪知人家要走了，我拼命地挽留：“吃了中午飯再走吧。”但他們還是走了，我憂心忡忡。找衛生部門補上執照？可是一兩天也補不上啊，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就給補的，能補上也不用無證開業了。我實在想不出解決的辦法，只好硬著頭皮等著那可怕的消息。
　　一周過去了，沒有消息，衛生部門也沒來找茬兒。
　　又過了幾天，突然接到一位女士從廣東打來的電話說：“從報紙上看到你回國創業，醫院開業一年了，還沒有執照。我這幾天就買票，飛到山東給你搞定，你這樣的人才，從美國回來辦好事咋這么難，真是蒼天不長眼。”
　　我很吃驚，這人是誰呀？她怎么知道我？我們又不認識，她說的是真的嗎？一系列問題在我腦海里盤旋著，一時竟不知道如何處理，如何回答，只是對著話筒“嗯，嗯”。
　　第二天，是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我接到了山東省委辦公廳的電話，說吳官正書記過問此事了，這位辦公人員讓我放心：“領導一定給你主持公道。”
　　我就像墮入霧中，又似在夢中，但我清楚，一定與楊建軍記者的報道有關，就給他打了電話，他說：“保法，為你出口氣呀。”他在《中國青年報》上報道了我們：“沒有執照，是因為衛生局54次檢查過于挑剔不讓通過。”真相大白，一片嘩然，有好多人為此事鳴不平。
　　壞了，這不是又要出事啦？我害怕此報道得罪了衛生部門，趕緊跑到衛生局做匯報，做檢討，衛生局長真生氣了：“哎喲，于保法，你怎么搞的嘛。”
　　我把北京記者來訪的過程做了具體匯報，我說我一直害怕他們報道非法行醫，違法經營，哪想到他們這樣報道，這也不能全怨我呀。
　　正在這時，廣東那位素昧平生的女士又打來了電話：“我們明天下午就到山東直奔泰安，你就不用管了，費用我們自理，非幫你拿下執照不可。”
　　我趕快告訴她，我們省委書記過問了，基本辦妥了。
　　“那更好，我就不去了，祝你順利，有困難找我吧。”
　　由于醫院剛剛起步，又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那時的我，整個人的神經繃得緊緊的，再加上那女士的電話來去匆匆，我竟然忘記問她的名字，也沒有留下聯系方式。從那以后，她再也沒有打過電話給我，我們失去了聯系，真遺憾！
　　兩周后的一天，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泰美寶法腫瘤醫院領來了執照，是衛生局通知我們去領的，全院歡呼雀躍。
　　轉眼十幾年過去了，那個廣東女士，我始終沒有忘記，她多大年齡？做什么職業？什么模樣？我完全不知，但有一點我敢肯定，她一定是一個爽朗的人，一個有能力的人。她是多么善良，多么俠義啊，我真該好好地感謝她。每次遇到廣東的癌癥患者，就好像是見到了她，我還去廣東順德會診過多次，治療過不少癌癥病人，算是對她的一種報答吧。
　　對于吳書記的幫助，我從內心感謝，也無法回報，我就把當年在美國定做的中美國旗領帶寄給他了一條，以此表達我的感激之情。
　　2003年我當選上了全國人大代表，吳書記那時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書記了，在北京見到他，我當面表示了感謝，他還有些詫異，我就聊起了當年他過問我們醫院執照一事，他笑了。他說當時中央有人電話詢問此事，他覺得應該為回國人員創業開綠燈、行方便。
　　《中國青年報》力量真大，讓我從中得到了幫助，還把我與吳書記聯系了起來，把我與善良的廣東女士聯系了起來。
　　此后，我不斷收到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有的說：“你肯定有病，不然不會到這種窮地方辦醫院……”有贊我的：“你是活菩薩,好人……”也有示愛的：“愿當你的內助……”也有愿意來工作的，我都很感謝！
　　這一關過去，總算輕松了。頭上沒有了那頂“違法”的帽子，安心給病人治療，這要比應酬社會上的好多事容易得多。
　　開業后醫院病號挺多，有從外地趕來的，也有東平本地的，二者的比例幾乎是1∶1。東平的病人如此之多，我認為應該搞一個腫瘤調查，于是我決定要下村入戶進行普查。我明白癌癥要早發現早治療，才可以勝券在握：一是可以為患者省錢，二是可以減少患者痛苦，延長生命。普查的目的是預防、檢查和治療相結合。
    一家私立醫院，干一件公立醫院沒干過的事，并且要全程免費，這是體恤老百姓的一件好事。說干就干，從1998年11月開始，我帶領一個醫療小分隊，利用雙休日，對東平縣18個鄉鎮78萬人口進行了普查活動。有這樣一組數字：出動醫護人員600余人次，捐贈藥品2萬余元，發放科普材料6萬余份，義診3500多人，普查人數38萬，普查結果是癌癥發病率2.8‰。
　　2.8‰的發病率連我都感到了吃驚，生活太不公平，總是跟農民過不去。而中國有8億農民，雖然現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遇到像癌癥這樣的大病還是沒有辦法。毛澤東主席曾號召我們：“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毛澤東1965年6.26指示）現在我有了知識，有了能力，這也算是我對家鄉人民的一個回報吧�！　�
 
2.3創業初期，業務上嫻熟，管理上外行

　　創業初期，我們一個小團隊，怎么才能在傳統治療基礎上有所突破？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大問題。雖然設備是一流的，但我們的住院條件、我們的人員配置都無法與正規醫院相比，人才方面多數是國內年輕的臨床大夫，缺乏業務扎實的中老年業務骨干，引進人才也是我們面臨的重要問題。當時唯有我是國內碩士畢業又留美八年的學科帶頭人，唯有我具備科學研究的能力和帶教資格，建院初期我就充當了所有這些角色。
　　當時國內的腫瘤醫院或腫瘤科室使用的治癌方法大都是常規手術治療、放療和化療。我們的腫瘤醫院在腫瘤臨床治療方面，是采用已獲取美國、中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多國發明專利的“緩釋庫療法”為核心技術，配合“活化化療”“活化放療”“三氧治療”“冷煎中藥”等特色療法，形成針對原發部位、骨轉移、肺轉移、淋巴轉移、腦轉移等全身各部位腫瘤治療的獨特系列技術。　　
    我知道，要想辦好自己的醫院，有獨特的治療方法還不夠，還要在管理上下功夫。為了讓醫院能夠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我們制定出一系列規章制度，以及有特點的治療原則，并細化服務流程，只有這樣，才能在這個領域站住腳跟。
　　在業務管理上我還可以勝任，因為自己就是一個專業醫生，所以在治療方法的選擇、應用和療程上做了嚴格的規定。在每周的例會上，我說的最多的是：“搞好醫院的管理。”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啊，畢竟我從來沒在醫院做過管理工作，在管理上，自己就是一個門外漢，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老百姓都知道這樣一個道理：“吃不窮，穿不窮，管理不到就受窮。”
　　剛剛湊起來的醫護人員都來自天南海北，兩位護士長一位來自縣人民醫院，一位來自鄉鎮衛生院，她們比較懂護理方面的管理。在醫療管理上，我聘用了一位大學同學，開業前就派他到濟南齊魯醫院進行了培訓，他可以帶教一組年輕的醫生，我也參加查房，醫護這兩個主要方面的管理我還比較滿意，保證了醫院能夠基本運行正常。
　　而醫院其他方面的管理就有點松懈，首先出問題的是藥劑科。進藥環節的過程是：藥商們先送藥進藥房，之后再付藥款，藥庫管理人員為證明已收貨只要在三聯單上簽字即可，導致三聯單上的藥價沒人注意。由于我的管理不到位，就出現了許多問題。其一，進藥量沒把關。如胃舒平一次進藥兩萬片，10年都用不完；其二，藥庫只知道履行簽字收貨，不管價格的變化；其三、藥品的價格是個變數，會計賬目管理失職，未起到監督提醒的作用。
　　2000年的某一天，我偶然發現進藥的三聯單上的價格與半年前相比變了許多，我一查，幾乎80%的藥價全漲了。更糟糕的是，我們并沒有簽訂關于價格變化的協議，50多種藥幾乎全漲價了，有的甚至翻了一番，三個月的藥費幾乎要多付百分之五十的錢，總數要多付30萬元。
　　我找到濟南的藥商代理老程，他不緊不慢，笑里藏刀：“世界上哪有不漲價的東西，一年一簽的合同，月月進藥，物價變化是正常的。沒有講價的余地，只能付錢，分期分批可以，按原價沒門。”
　　我們只好一直拖著不付錢，重新找了一個藥商，從中吸取教訓后，每一批次的藥就簽一次合同。后來對藥商進行招標，由于藥買得便宜，賣得也便宜，醫院堅決不從中拿回扣，也不允許醫生按處方拿回扣，醫院的管理到位了，我們的病人就拿到了價格合理的藥品。我始終堅持一個原則，醫院可以給醫護人員獎勵，但不是根據處方大小和藥的品種獎勵，醫生要按病情需要與否給病人開藥。
　　藥商老程把我院告上了法庭，經過審理，我們還是要按他偷著漲價后的總數付給他錢。也是因為此事，我知道了無良藥商的黑與毒，他們就是要掙錢，根本沒有為病人服務的意識，錢就是無良藥商的追求。我本以為私立醫院與藥商合作可以從長計議，長期合作價格低些，因為他們從藥廠里拿的藥，出廠價非常低，可他們大多都想一夜暴富，掙錢如魔鬼啊。
　　十五年了，我從未請藥商吃過飯，更沒有吃過藥商的飯。一個醫院不與藥商打交道怎么活？當然能活，實行招標制度，多家招標，達到比較合理的程度，不讓藥商掙錢顯然也不可能，也不現實，但是要在合同中規定不能以任何形式給我們的醫護人員回扣送禮。藥房管理也比較緊，決不允許統計處方給任何藥商。若藥商從中搗鬼，就中斷合同，以此來沖擊一些無良藥商的不法行為。
　　十五年來我們拒絕了藥商的各種不廉行為，保護了醫院聲譽，更保護了病人的權益，決不能浪費病人的每一分錢。
　　初開業時，個別護士用病人剩下的藥拿到藥房換藥吃，醫院發現這個問題后，開除過兩位護士，其中一位還是我同學介紹來的。我認為這雖然是件小事，但有可能助長不良惡習，會給病人帶來損失，把這種不良現象扼殺在萌芽中，有利于醫院的發展。通過實施一些嚴格的管理措施，醫院在藥房管理上，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問題。
　　在醫院的發展中，最大的煩惱是尋找投資商，當年“和氏璧”難找識寶人的心情記憶猶新，至今都難以平靜。
　　那段時間我非常辛苦，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香港、美國……不停地奔波，白天跑風險投資基金公司，尋找投資伙伴，找投資經記人，選擇最適宜的方式與之交談，頭腦中深藏一張算盤，許多場合要處理得機智。回家后頓時松懈下來，才覺得累是來自骨子里的，晚上上床一分鐘后就能睡過去。
　　終于，在無數家風險投資公司當中，有一家非常有實力的投資公司向我們拋出了橄欖枝。當時這家投資公司在140多個項目中，挑選了10個準備投資。我的項目就在其中，并很快簽訂了投資意向。我天天都盼望能有資金注入。但簽訂完投資意向書后卻再也沒有動靜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不知道，沒人告訴我。事隔多日，才知道僅僅是意向，抱了半天熱罐子，最后為他們跑了一次龍套，很無奈。
　　我們和國內的一些投資公司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有技術的在找錢，有錢的在找技術，兩者之間的溝通有問題，導致不能很好地進行合作。這是因為：第一，他們的知識有局限性，并不了解什么是治癌的技術；第二，國內投資公司的錢是很有限的，額度很小，有點急功近利，并沒有給予像我們這樣的高新技術公司一定的孵育期。沒有一定的孵育期卻想得到一個成熟的高新技術產品，這是很難的事。風險投資，顧名思義，是有一定風險的，有了很保險的項目后再投入資金，就不叫風險投資了。風險投資是高風險、高利益，有多大風險就有多大利潤。沒有一定的風險而想得到超額回報，這是不可能的。
　　不同的是，美國圣地亞哥醫學博士喬治·亞瑪看到我的成果，曾兩度飛赴中國學習，接受培訓一個多月，還有兩位美國同行也看到了“緩釋庫療法”的潛力所在，來到中國考察后極力勸說我在美國開一家自己的醫院，他們出資，我出技術。就這樣雙方一拍即合，1999年4月，美國美亞醫院研究所正式成立。
　　相比之下，國內的遭遇令人感慨萬千。我想不通，為什么這么好的項目居然找不到投資人呢？而且迄今為止，有些權威學術部門對在世界領域已獲得專利的“緩釋庫療法”還持所謂的謹慎態度！
    在費盡周折，獲取各方支持后，我終于找到了投資商，分別是山東天鵝棉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山東普利房產開發有限公司、山東銀座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天成投資有限公司。我與這四家投資商共同發起成立了山東保法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總股本為6000萬元，我所擁有的東平泰美寶法腫瘤醫院以及個人合法擁有的“緩釋庫療法”技術在國內的使用權及部分現金，共計3000萬元，按1比1的比例折合為股份3000萬股，占總股本的百分之五十。
　　于是我們不再是一家醫院，而是一個醫療集團，一個股份有限公司。我們以泰美寶法腫瘤醫院為基礎，打造了一個技術推廣平臺，培養“緩釋庫療法”的技術骨干，培訓醫護人員、管理人員，為將來新建醫院打基礎，并在此基礎上開展特許經營。
　　在我們這幾家醫院里，我的親人沒有擔任要職的，重要崗位都是選拔優秀人才來擔任，給了員工們一個公平合理的工作環境。我的親人在醫院工作，我就很少和他們來往，私下根本不談工作上的事，以免干擾我的正常思路。
　　撥開烏云見月明，我們的公司和醫院正以朝陽之勢慢慢升騰，這讓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創業的路有甜有酸，有苦有樂，我在此過程中不斷地成長。

2.4主任醫師的晉升
 
1988年我就是主治醫師，2008年晉升到主任醫師，雖然在美國大學中擔任助理教授多年，在美國大學的研究所承擔著博士后的研究多年，但是回國后晉升主任醫師時卻遭遇坎坷。
泰美寶法腫瘤醫院開業后一直在忙，我根本顧不上自己的職稱晉升。當年的同學、同事在各個大小醫院工作，都晉升正高了。在公立醫院晉升職稱就意味著漲工資，我覺得能當一個行醫治病的醫生就可以了，反正也沒有人給我發工資。但在醫院的發展過程中，我發現，在國內，醫院沒有高級職稱的專家，似乎缺少了什么。我雖然具有美國的助理教授資格，但我為人低調，在中國沒有必要拿美國的職稱來炫耀，于是我想補上這一課。
在國內，主任醫師是醫生職稱中的最高級別，其級別相當于醫學院校的教授。部分主任醫師，同時也被評為教授職稱，承擔一定的科研與教學任務。主任醫師要有醫科大學本科畢業或取得學士以上學位，從事副主任醫師工作不少于五年，外語考試要合格，本人要有論文或科研成果。外語免試條件有兩個：一是獲碩士學位，二是出國留學一年以上。我個人的情況已經符合了這些條件：碩士畢業，九年前在美國任助理教授（相當于副主任醫師）。雖然具備了外語免試條件，但我依然被要求參加外語的筆試和面試。
2004年，我參加了英語考試�？碱}并不難，我順利通過，又報了書面申請材料一堆，直接申請正高職稱（主任醫師）。我在美國任助理教授的內容沒有放進材料。我覺得美國的材料是美國的，在中國就拿中國的材料，再說我的材料已經足夠了，至少不次于一般的申報人，材料里有我當年發表的十幾篇論文，有的論文還發表在美國專業雜志上。
幾天后，通知我面試，按要求用英文回答問題。這更難不倒我，要知道那可是我的強項，我用英文講了好長時間，那些考官我都認識，他們沒出國留學，按理英文肯定不比我好，我畢竟在美國待了那么多年，我講得也比較清晰、好懂，沒有什么難句、俚語，考官們一句都沒提問我，就讓我離開了，我覺得應該很順利�？蓻]想到，從此如泥牛入海，再無音訊。
我到底評上了？還是沒評上？后來托人問個究竟，答案是評委專家們一致認為我不合格。原因是不能破格從主治醫師升到主任醫師，要從副主任醫師晉升。我哪里是水平不夠？在醫學的路上，我每一步都比別人走得早，走得快，中文文章、英文文章我都不缺，按理說我早該是某些評委的老師了，留學九年回來反而還落后了，我有點想不通。
其實，評委是知道我的水平，不比其他評上職稱的人差，也知道即使我晉升上了，國家不會給我發工資，可他們還是不讓我通過。真的是因為我不懂人間煙火嗎？真的是因為同行有競爭嗎？我無從知道，也不想過多地猜測。
當時我也不想再晉升了，覺得為了這事，費心費力不值得，我并沒有把正高、副高職稱看得那么重要，可能是太務實了吧。不出污泥，也就不染污泥，即使出污泥我也不會有染。
一拖幾年過去了，2004年我開始籌備第二家醫院——濟南保法腫瘤醫院。這次法人代表的資格條件要求高了，職稱必須是副高以上，我只有國內的中級，這下麻煩了，如果沒有高級職稱，就會給醫院帶來諸多的不便。
于是醫院管理層建議，讓我還是把正高職稱補上：“醫院的法人代表不能找人代替。”“好，我補上。”嘴里是這么說，可我心里真是有點怵，怕評委們過于苛刻。我也是要面子的人，從來不給別人難看，這回真覺得自己有些難看，還有些難辦，醫院員工們給我打氣：“怕什么，你的水平早就夠了。”
于是2008年我決定再試試，給自己一個機會。要影響到我的醫院了，我有點焦急。我把我的情況反映給省里的有關部門，有關部門知道了我的情況覺得遺憾，他們認為職稱逐級晉升是正常的，但像我這種情況完全可以破格晉升。
回國幾年來，得到過省人事廳、省僑辦的不少幫助，省級領導很關心回國的留學生，在回國安置、創業中都給予了政策性的支持。這次在晉升職稱上同樣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有關部門的領導告訴我：“我們國家人事部有文件規定，在晉升職稱問題上要給回國人員更優惠的政策。”山東在這方面執行得很好，很多回國人員都破格晉升了，其中有個留學回國人員在10年間破格晉升過兩次。最后，有關部門給我的答復是：“你在美國已經是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無論翻譯成副教授，還是助理教授，都已具備副高職稱，晉升為正高職稱(主任醫師)也不算破格，應當是正常晉升。”
又到了報送晉升材料的時間了，這次我做了充分的準備，材料中多放了幾篇有價值的文章，特別是放進了我在美國圣地亞哥加州大學時校長簽發的助理教授原件，我一遍遍審核材料，覺得沒有漏洞才放心，我想這回應當可以過了。
事后我才知道，腫瘤專家評委會內部還是意見不一致，還是有人指責我不夠格，不符合條件，我猜想：萬般挑剔的原因是因為我在美國留過學還是因為我是私立醫院的醫生？什么是標準，怎么運用標準？我不出國早該是主任醫師，留學了反而水平還低了？我已經回國十年了，又當了十年的臨床醫生，發表了十幾篇關于“緩釋庫”治療癌癥的文章，還寫了幾本專業書。難道別人的水平都比我高？條件都比我好？不是這樣吧！
后來終于在網上見到了評審結果，我被晉升為主任醫師。沒有太多的興奮，只是松了一口氣。
人要干點事真不容易，創業初期根本沒有考慮太多，就想干點自己愿意干的事，沒想到一路走來要遇到很多麻煩。民營醫院與公立醫院競爭，搶走了公立醫院的病源，惹得公立醫院心里不平衡；在治療方法上的不同，也與公立醫院產生了意見分歧；公立醫院有政府撥款支持，處處以老大哥自居，私立醫院自己招聘人員、自己賺工資，處處像后娘的孩子。私立醫院處處舉步維艱，在此次晉升職稱上就有所體現。我在職稱晉升上遇到的小磨難，并不能把我怎么樣，只是折射出這個圈子的一些怪象。
我承認有些私立醫院不盡人意，存在著一些問題，但凡事應該區別對待，不能一概而論。不管是公立醫院還是私立醫院，我們的目的和目標都是一致的，都是為了癌癥患者，請不要把我拒之門外，我雖是一個不拿國家工資的醫師，但不會拿職稱去騙人，去渲染。腫瘤患者的療效好壞，也不完全取決于醫生的職稱，一個醫生的真實水平和能力，為病人服務的態度和熱情，對于病人來說更重要，更有意義。
如今我成了主任醫師，有了這個職稱，水平比以前高了嗎？沒有。能力就強了嗎？也沒有。職稱只是人的一個外表，一個標志，我始終覺得醫生的品德比什么都重要。
這就是我晉升主任醫師的艱難過程。
 
2.5剛回國就當選為“99山東省十大杰出留學科技專家”，2005年獲國務院全國首屆“華僑華人專業人士‘杰出創業獎’”，2013年獲泰安市榮譽市民
 
　　1999年，回家創業的第二年，山東省評選“99山東省十大杰出留學科技專家”，我被科技廳提名，但遭到衛生系統不少人的反對。
　　被提名山東省十大杰出回國專家，確實是科技廳的領導到東平參觀了我的醫院后，感動了董昭和廳長，他一再稱贊我是個干實事的回國留學生：“這么窮的地方，你怎么想到來這兒創業��？是什么力量、什么動機、什么因素使得你跑到這么偏僻的窮困縣？”面對這一連串的問題，我就跟領導們匯報了我的創業經歷。
　　我們談了很多，我跟領導實話實說：“東平是癌癥的高發區，從濟南到東平驅車要三個小時，路又不好走，一些癌癥病人去濟南看病，當天不能往返，還要住賓館，既不方便又要多花錢，辦這么一個小醫院能為農村人行個方便，也省點錢。另外，我也需要一個平臺施展腫瘤治療的理念和方法，展現我的一點能力。我完全可以到省城大醫院工作，但是那樣很難繼續我的研究，并將我的‘緩釋庫療法’應用于臨床。”
　　省領導對我的思路和做法，給予了肯定。
　　這才有了提名候選人的機會，評比對我來說很困難，衛生系統就是不同意把我推上來，私立醫院是被人瞧不起的。當時在評比過程中起起伏伏，最終我還是被評上了。這是山東的一大新聞，邵桂芳副省長主持了招待會，參加招待會的有山東醫科大學的張運、煙臺的羅永章、于金明等，當然，還有我。會前董廳長對獲獎人一一作了介紹，會上每個人都發言。
　　羅永章的發言是反對化療（使用化學藥物治療腫瘤的方法），因為化療傷害病人的正常組織，所以他帶著美國的血管抑制劑的基因回國創業，藥品已經被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上市用于治療癌癥，是一種聯合化療方案中的藥物。由于他研發了生物新藥，衛生系統沒有人反對他，他取得了成功。如果羅永章與我一樣，研究成果不是藥物，而是一種用于臨床的方法，也許同樣會遭到反對。因為做藥物可以幫助臨床醫生治病，作為方法雖然同樣是服務于病人，但存在著意見分歧，還要競爭病人，必然就有矛盾。
　　我也做了發言，也是反對化療，要從使用方法的角度減少化療的毒副作用，創新方法，那就是“緩釋庫療法”，把抗癌藥物作用于腫瘤內部，僅殺死癌細胞，不傷正常組織。
　　于金明也做了發言，當時他是山東省腫瘤醫院的副院長。
　　省長肯定了我們的發言：“你們是山東的人才，山東的寶貝，在山東你們將大有作為。”講話中還勉勵我們不要怕困難，只有不斷克服困難，才能取得成就。
　　這次會議上，有留學回國人員提出了反對學術不正之風，科學研究和學術文章存在著弄虛作假問題，邵省長就詢問董廳長，老廳長做了圓滑回答：“還不是科研人員為了晉升。”當年留學回國人員眼光和思想很敏銳，已經發現了學術界存在著不良風氣，如今這種風氣越來越差，要是及早治理，現在不至于這樣糟糕。
　　后來得知，省科技廳為了讓我當選，費了一番周折，做了很多工作，一個主要原因，我是私立醫院的人。
　　那時候，私立醫院是個新生事物，記得當時省內只有兩家，除了我的醫院外，還有一家是萬杰醫院。至今我還納悶：當時泰美寶法腫瘤醫院剛開業不久，沒有什么影響力，也競爭不了公立醫院的病人，不知否定聲從何而來？
　　很多人認為，回國后我應該到大醫院工作，有的領導就跟我說過:“你可以回到省腫瘤醫院工作，我來給你安排。”這對我來說一點興趣都沒有。一個朋友還說過：“你辦醫院，人家會不舒服。”可我一直有自己的想法，干自己想干的事，在農村辦個醫院，肯定受群眾歡迎，受縣級各部門支持。記得當時吳官正書記就說：“你的行為，為回國留學生帶了一個好頭。”現在看來，不僅僅如此。
　　不管怎么樣，我當選上了山東省十大杰出回國專家，是十名專家中的一位，而這十名回國專家至今干得都很不錯。我作為回國創業者，至今堅持著當初的選擇，全心全意地為癌癥病人服務。
　　各級僑辦從來都是回國創業者的娘家，“有事找僑辦，有困難找僑辦。”成為僑界的名言。僑辦代表著一級政府，幫助著每一個留學回國人員，特別是回國創業人員。
　　時任山東省僑辦商主任曾經在中國洛杉磯領事館做過商務領事，認識他是在有一年的領事館的春節招待宴會上，因為我倆都是山東人，老鄉在一起感到非常親切。此后未再聯系，也不知他已經回國，擔任了山東省僑辦主任。再次見到商主任，是我剛回到東平時，還在征地、蓋樓、建院過程中省僑辦就知道了此事。商主任親自接待我多次，問長問短，當得知辦醫院遇到很多困難時，商主任一再勸我：“別著急，中國國情，你要了解，跟美國是不一樣。”為辦醫院省僑辦幫了我不少的忙，他們非常支持民營醫院的發展，非常支持華僑回國創業。那時商主任就斷定醫療改革是遲早的事，今天已經驗證了他預言。
　　濟南僑辦也一樣關心著我們回國創業者，王曉霞主任曾多次過問我在濟南辦院的事，多次為我出謀劃策，濟南保法腫瘤醫院的建成有她的一份功勞。
　　可以看出，被我們回國人員稱為“娘家”的僑辦， 處處是真心的幫助，僑辦并沒有權力，但能為你呼吁，代表著政府的心聲。
　　2004年全國僑辦要表彰一批回國創業者，是開國后的第一次。濟南市僑辦和省僑辦都積極推薦，這可是全國的一個大事，也是我們歸國知識分子的一件大事，這次很順利，我受到了國務院僑辦頒發的首屆華僑華人百名杰出創業獎的表彰。
　　表彰會上，國務委員唐家璇接見了我們，正值國慶期間，國務院還安排我們參加了國慶宴會和天安門慶典活動，我感到了無比自豪和無上榮光。當時還有濟南王革，百度老板李彥宏，我的朋友張海明。祖國非常支持華僑回國創業，從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中國革命與華僑是分不開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離不開華僑，改革開放更是這樣，中國有關華僑的一系列政策是世界獨有的。
　　2008年中國僑商會成立，我成為會員，成立大會召開時，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自來祝賀講話，我有幸與他合影留念。
　　2011年第二屆中國僑商換屆會，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親自到會祝賀并講話，我很有幸與他合影留念。僑界的活動我是有呼必應，等于自家的活動，處處感到親切。
　　我的家鄉泰安市僑辦也一樣關心我，城市小點，華僑也就少點，我們得到的關心可就多了。2010年7月28日我在東平又建立了一家東平保法綜合醫院，縣領導和衛生局很支持，開業時，時任泰安市委書記楊魯豫趕來祝賀參觀，體現了黨委和政府的關心和支持。2012年楊魯豫書記升為濟南市市長（副省級），仍然關心我們華僑的創業。新任泰安市的領導仍然注視并關心著我們，一個民營醫院，一個在農村的醫院，能得到政府的關心，我感到莫大的榮幸。
　　2013年泰安市經過提名，市人大通過表決，授予我泰安市榮譽市民的稱號，2013年10月15日在泰安市舉辦了盛大的儀式。坐在主席臺上，我感到無上榮光。泰安就是我的家鄉，由于出國留學，沒有了家鄉的戶籍，但我始終不忘自己是一個泰安人，回家鄉創業牽動著國內外無數的泰安人，家鄉連著我的心，我連著家鄉的根，今天成為了泰安市的榮譽市民，更加深了我對家鄉人的感情，更拉近了我們海外游子與家鄉泰安的距離，代表海外的山東老鄉，泰安老鄉，我要道一聲：感謝家鄉的父老鄉親，感謝家鄉的父母官——泰安市的領導們，我們會盡其所能地為家鄉做出貢獻。
 
2.6學術上有所成就，臨床上成果喜人

　　我從碩士研究生開始每次參加學術會議都有沖動，想提問題，開始還有點膽怯，怕提錯了，后來就覺得，在學術圈里混，必須要學會提問題，提得對方答不上來，提得他說：“這個問題提得很好。”這樣，我才覺得過癮，不但可借此來表現自己，引起人們對我的注意，還有機會讓學術圈了解我的發明，了解我的治癌理念。
　　我善于思考問題，吸收別人的東西，激發自己的思想火花，我覺得這才是重要的。參加一百場會議，觀看一百個幻燈片，可能僅僅一兩個觀點對你的研究有用。研究癌癥就是這樣，腫瘤學包括外科、放射、化療、病因學、病理學、遺傳學、免疫學等學科，所有的學科都裝在腦子里，也不一定能產生一個好的醫療新思路，這可不是簡單的學科集合，而是要有所創造，有所發明，而新點子、新方法還要有實用性。
　　臺上的演講者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語都吸引我。在美國期間，講學講座特別多，只要有空每個學科我都去聽。在實驗室每周的早會上，更能輕松地學習，也可插嘴發言、討論，對我真是一個極好的鍛煉。
　　我羨慕每一個演講者，直到1994年，我當上了圣地亞哥加州大學助理教授，走上了講臺，才成為別人羨慕的對象。在臺上講和在臺下講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我這才明白，為什么大學畢業后，那么多同學愿意留校當老師，給學生講課，展示老師的魅力和風范，成就大師氣質。記得上大學時，病理課的鄭老師把炎癥講得活靈活現，簡直就像是說書，讓人聽得入迷，感覺生動有趣。多么復雜的問題他都能講得深入淺出，講得學生們目不轉睛。
　　有關腫瘤的學術會議是比較乏味的，回國創業前聽的都是英文講座，我留學九年，英語已是相當不錯了。1995年，由我牽線，美國圣地亞哥加州大學醫學院與濱州醫學院簽訂協議成為友好醫學院，兩個醫學院之間互訪，我自然就成為了友誼使者，也成了兼職翻譯。有一次在母校，圣地亞哥加州大學醫學院院長的講座，講課的內容是腦癲癇病的治療。在完成了翻譯工作后，我站在母校的講臺上，講我在美國的研究——P16基因與骨癌細胞粘附力。這次講演，是我在中國第一次走上講臺，有點自豪，同時覺得也算為母校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
　　回國創辦醫院的三至五年間，沒有機會上講臺去講課，倒是給我的職工們講了不少。
　　在腫瘤界漸漸有了名氣后，2003年，全國名醫大會邀請我講課，會議的組織者要我出一筆贊助費，我問他：“這是為什么？”“因為你是私立醫院，帶有廣告性質。”看到了吧，這就體現了公立醫院與私立醫院的又一個不同之處。私立醫院不管出現在哪里，都有廣告因素，不管你愿不愿意做這個廣告。而公立醫院就不存在廣告因素，這是何道理？交了贊助費就不用交會議費了，我們一行五人參加了會議。我的講課內容新穎，從創業到新療法，從理論到實踐，有理有據，步步為營，贏得在場醫生們的一陣陣掌聲。我還講到了在美國替人打官司，為中國人爭了氣，是贏了美國醫生的第一個中國人，至今還沒有第二個人。當我講完走出會場，許多人跟了出來，討教治癌方法，要名片，留電話。后來我都不好意思了，怕影響下一場的講課，勸他們回去聽課。
　　后來，我到美國講在中國創業的經驗，受到留學生、華僑的贊揚。在北京大學、山東大學藥學院也給碩士生們講過學術課。2006年和2008年曾兩次在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講創新與創業。2013年北京保法腫瘤醫院開業后，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石滿老師還專門送來我當年的講座錄像，現在我們醫院作為繼續教育的普及教材，對年輕醫生和護士進行培訓。北京保法腫瘤醫院開業后是老師專門送來當年兩次講座的錄像，真是讓人感動啊。
　　通過一些講課活動，我希望給予留學回國創業者啟迪，激勵留學生們練就本領。希望碩士生們、博士生們有更多的發明創造，為破解癌癥“黑洞”密碼做出一份努力，貢獻一份力量。
　　通過講課，讓我感到了實現自我的價值。別人欣賞你，你會從中得到鼓舞，再努力，再前進。
　　在中國，我的研究仍然在進行，我的腫瘤研究所里有研究生在為我的研究而工作，我的治癌療法在不斷改進，臨床療效也在不斷提高。我沒有進入主流的學術界，幾乎成了民間科學家，我私下與醫學界的老師和朋友交流時，他們經常和我探討一些問題：你已經是一個私立醫院的院長，也是一個經濟實體的法人，你怎么還在做研究？你不是腫瘤學院派的專家，只能是非學院派的專家等等。
　　學院派的腫瘤專家，主要身在大專院校的附屬醫院，是各級學會的骨干，掌握著教學的任務；非學院派就是在一般醫院的腫瘤專家。的確學院派是主流，非學院派相對少些。學院派掌握著這些學術界的大權，能夠左右和掌控學術方向及未來走向，非學院派似乎只是為醫院的工作而存在。我是在搞癌癥的研究，而且是前沿的治癌研究、臨床的治癌研究，我不是學院派。但是如果我到大醫院工作，慢慢也就成了學院派，這區別就在于我所處的位置，我覺得這對我并不重要。
　　很遺憾，在中國的私立醫院中，真正爭氣的醫院很少，與那些為了錢的大醫院沒有什么差別，有些小私立醫院只是為了錢。私立醫院搞癌癥研究，我是先例，我的老校長顧方舟在參觀我的醫院時說過：“保法，你開創了民營醫院研究癌癥的先河。”
　　學院派也好，非學院派也罷，都是在研究癌癥，治療癌癥，誰干得好就向誰學習。我就是這樣的態度，不管別人怎么想。
　　講課、演講并非只是專門為學院派設計的。2008年在吉林長春市舉辦了中華醫學會腫瘤年會，我受到邀請去演講。同樣，因為我是民營醫院的院長，交了贊助費。
　　那天上午，我聽了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一位專家的講課，他講了美國臨床腫瘤學會會議上的進展，還有一些腫瘤外科專家講了他們工作的體會和經驗。認真聽的同時，我在想：沒有多少進展呀，難道這就是中國的治癌水平嗎？
　　陳竺（原衛生部部長，現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王振義教授的研究很好，在世界上打響了，走出了國門贏得榮譽，也為中國人爭光。他們研究的內容是砒霜的主要成分三氧化二砷，其機理研究是受體機制，為腫瘤治療提供了新的藥品，是從中國的民間到官方，從假藥到真藥的典例。當初砒霜是民間的藥物，后來成為哈爾濱醫院的院內制劑，在臨床應用多年了，效果顯著。在美國留學的王進博士專門從美國回來，做了深入的調研，與中國的某醫院簽訂了合同，帶到美國開發，美國的曼哈頓投資公司投資，申報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并獲得成功，主要治療急性粒細胞白血病。
　　那天下午，輪到我講“非手術靶向治療癌癥的新思維”：中國化療免疫治療的臨床應用。我的研究已經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不僅從腫瘤內部的“黑洞”里緩釋抗癌藥物殺死腫瘤細胞，還將殺死的腫瘤細胞有效地轉化成腫瘤自身疫苗。乍一聽是天方夜譚，但事實的確如此。我有理有據地介紹了我的研究，治療腫瘤不僅有療效（腫瘤的大小已控制穩定、縮小、消失），而且病人的生存期得到延長，P值小于0.05，表示統計學有顯著性的意義，即免疫“緩釋庫”與“緩釋庫”的生存期比較，前者提高了100%—500%，肺癌一年生存率從26%提高到49%，胰腺癌一年生存率從5%提高到28%，肝癌晚期一年生存率從10%提高到39%。
    數字驚人，掌聲如雷。一位來自吉林大學的李教授，站起來問了幾個問題：“第一次聽到化療不僅不降低免疫力，還能提高免疫力？”“第一次看到腫瘤內治療效果這么好，遺憾時間太短了，我們了解得不全面。”“我一定請你來我們吉林大學講你的腫瘤治療。”
    15天后也就是2008年8月17日，我應邀來到吉林大學第一附院。因為飛機晚點，本應由我開場的演講，拖到了第二位，先由另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博士，講了基礎免疫學與腫瘤。我講了《化療免疫治療腫瘤的臨床應用》�，F場有400多名大夫聽講，掌聲不斷，提問的人也不少。講完了，很多大夫圍上來要聯系方式，其中還有一位小袁曾經在我院里工作，后考碩士研究生來到了吉林大學。
　　闞杰也來了，在加州大學進修時，他住過我家。晚上和闞杰等八九個教授一塊吃飯，又討論了我的研究。有位基礎免疫學教授了解我在美國的經歷和取得的成果后，很是羨贊我。闞杰也不停地插話說：“于老師你原來不僅是開醫院呀，還在研究腫瘤免疫治療方面走在了世界的最前面啦。”
    這場演講之后，至今仍有許多醫生與我保持聯系，我也多次去吉林大學附屬醫院為病人治療。
   其實，我在2005年就被邀請去了美國，在美國德州休斯頓世界最知名的腫瘤中心（M.D.Anderson）, 院長約翰·安德森（John Menderson）出錢邀請我去演講。而他們藥物發展中心的主任羅伯特（Robert）還愿意幫助開發新藥，大約100萬美金的費用。因為他們可以做院內的新藥臨床實驗，而且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承認他們的Ⅱ期臨床結果。可惜我的兩位美國朋友亨利（Henry）及弗洛維爾（Followwill）并沒有抓住這個機會，當時弗洛維爾（Followwill）的父親投資了50萬美金，為我的發明成立了公司，他們認為還得找到更大的風險投資。轉眼金融風暴來臨，他們的夢想成為泡影，沒能在美國借助風險投資做大藥業。但我從中學習到了不少東西，也在美國展示了我在中國的治癌研究。
　　轉眼到了2005年，我在北京遇到一個美國的風險投資助手魏萊，他把我的發明告訴了他的老板史密斯（Smith），他們研究了我和我的醫院一番，表示愿意投資，條件是兩家醫院必須進來，要有對賭協議。他們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成功了他掙錢，失敗了他也不賠錢。亨利（Henry）、弗洛維爾（Followwill）和我最終意見沒法達成一致。我的醫院還有董事會，都擔心對賭的事不可靠，一旦合作恐怕一味地追求利益，最后不但失去自主權利，還會妨礙醫院的長遠發展，對醫院不利，對病人也不利。
　　2008、2009、2010、2011這四年，由于有投稿，我參加了美國的美國癌癥研究學會年會。2011年世界抗癌大會在中國召開，我做了主題發言，贏得了中外學者的好評，這是當年唯一一家私立醫院參加這種會議，我很知足。一位德國專家也在研究腫瘤內治療，他從頭到尾聽了我的演講，然后逮著我問個不停。下午會議結束后，在飛機場，還追著問我，直到快登機了，他還在問：“好像你還有一點保密。”是啊，也不應該全部告訴別人的，我總該留一點吧。
　　2011年和2012年，參加了在北京舉辦的中國細胞治療大會，我做了主要發言：靶向免疫治療惡性腫瘤，受到了與會人員的好評。
　　那次會議結束后，回賓館的路上，坐在同行的車上，和駕車的張教授聊了起來,他說：“于教授，我們那桌的專家都在聊你。”
　　“聊我什么？”
“都說你開創了腫瘤個體化治療的先河，是個體化治療之父。”
“我的免疫‘緩釋庫’治療，具備了局部靶向緩釋化療，又兼顧了全身免疫治療，具有個體化免疫疫苗治療的特色，我還在研究中呢。”
　　展示自己，應當實事求是，注意謙虛，避免過度張揚。我恪守自己的治學態度，謙虛而客觀地評價腫瘤治療的現狀，注重和聽取同行們的反饋信息。
　　盡管如此，只要批評過度治療，手術、化療的缺點，總是讓從事這個專業的人不舒服。其實他們心里也知道手術、化療的優缺點。手術在早期可用，化療在中晚期可用，這些他們都很懂，但還是在做著“生命不息，化療不止”的事情。同行們啊，我建議在療效沒有保證時候，放棄這種治療比較好，對病人有利！我一談起這些常見問題，就會引來他們的不滿，遭到他們的攻擊。
　　記得東平醫院開業后，我在美國休息，但華人的活動我都參加。多數都是學生物、分子生物、藥物學的中國留學生，也有專門研究腫瘤療法和抗癌藥物的專家。大家聚在一起，難免問長問短：“你的腫瘤醫院用什么方法治療？療效怎樣？”我都有問必答：“一種新的腫瘤內給藥的‘緩釋庫療法’。”
　　“噢，藥物緩釋現在是很時髦的。”
　　“對，近30年來，藥物緩釋的研究非常盛行。”
　　很熱門，也就沒什么爭議。當我說到治癌療效可以達到84%時，專家們很驚訝，都瞪大了雙眼，表示懷疑：“全世界任何一種抗癌新藥療效無非是20%—30%，你沒搞錯吧？”
　　“我沒有搞錯，因為我的方法不是一種藥的作用，是幾種因素的集合。讓腫瘤迅速凝固的作用本身，就具有60%—80%殺傷腫瘤的作用，再加上藥物作用和緩釋技術等幾個聯合作用，臨床使用后就會有驚人的效果。”
　　“你的治愈情況怎么樣？”
　　我說：“因人而異，情況很復雜，有一點可以肯定，療效提高了，生存率提高了，但并非治愈。”
　　十五年過去，經過統計學分析，我們在治療上效果是顯著的：與常規治療相比，肺癌療效翻了一番，胰腺癌翻了五倍。
　　聽了這一番解釋，我的朋友說：“認識老于十幾年，干事嚴謹 、認真，不會虛夸，說療效好，肯定沒問題。”
　　“在學術上可不能吹牛啊。”我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科學上，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
　　為了消除同行們的懷疑和不理解，讓他們了解我的研究、發明及腫瘤治療效果，我們舉辦了一屆“中華腫瘤靶向治療論壇”學術交流會。
　　2008年4月，交流會在山東珍珠泉賓館舉行，到會人數300多人。
　　參會的知名人士有中國醫科院腫瘤研究所的老所長張友會院士、中國醫科院基礎醫學研究所王琳芳院士、中華醫學會原理事長宗書杰、中國生命關懷協會理事長李家熙等。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院長趙平主持會議，邀請來意大利的教授參會。北京協和醫院楊寧、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腫瘤研究所研究員胡逸民等在會議上做了發言。
　　山東大學的老師和學生們踴躍參加了學術會。
　　山東省腫瘤醫院專家付春宴和同事們一行也來到會場，他興奮地說：“我當年沒白幫你，終成大業了。” 當年剛開業時，正逢付教授退休，在我的一再請求下，他來到我們醫院帶教年輕醫生們，并經常參加查房和會診工作，和我們一起制定腫瘤研究和治療的方案，“緩釋庫療法”定稿時，他還提了建設性的意見。
　　一場學術會議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起碼在同行中，對我有了新的認識：于保法的發明確實具有科學性，在腫瘤研究上有理論基礎、動物實驗、數據支持和臨床病例，統計學分析有顯著意義，而且做的規范，無可挑剔。這么多年了，我的要求并不高，能得到學術圈的承認，我已經很滿足了。
　　為了消除關于我的負面傳聞，我曾給省委書記寫過一封信，信發出后，就接到省科技廳的來電話：“定于2009年12月6日組織部分專家到你院考察。”當時來的有省立醫院、齊魯醫院、省藥監局和科技廳的專家，我匯報了關于腫瘤內化療免疫、治療癌癥的臨床應用。
　　他們提了許多問題，最后表示：“原來不明白你們怎樣治癌，現在知道了。”據說，事后專家們給省委書記寫了一個匯報材料，此后，爭議就小了。我明白，不能阻止人們對治癌的爭議，因為癌癥“黑洞”至今還沒揭開謎底，這場抗癌的戰爭還沒有取得真正的勝利。
　　目前，在癌癥的研究領域里，有一部分研究者只在治療癌癥申請標書上下功夫。什么科學嚴謹，什么先進水平，沒有能真正拿出提高臨床療效的方法或藥物。捫心自問，拿了國家科研經費，你真正貢獻了什么？難道寫幾篇文章發表一下就算是交代了？
　　癌癥是世界的難題，人類的公敵，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只要想為攻克癌癥做貢獻，都是受歡迎的。無論貢獻的大小，成功與否都應當被尊重，我作為腫瘤醫師，作為一家腫瘤醫院的院長，作為癌癥患者的朋友，作為誓與癌癥對抗的良知學者，我已經踏入了這個癌癥“黑洞”里，并愿意投身到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癌癥已經奪去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而且每天都在繼續，我沒有理由觀望！沒有理由懈��！
　　不再理會那些匪夷所思的傳言，我潛心鉆研腫瘤的治療，在研究上有所突破，在臨床上也取得了更好的療效�；氐搅俗鎳�，能為祖國人民做點事，我已經非常滿足了。
 
2.7創業過程中的艱與難
 
　　一個行業出幾個領頭人，是一個行業的好事，但要想成為領頭人確實很難。學術水平的高低，為人的好壞，是否有真材實料，是否為社會做出了貢獻，是否受人民群眾的歡迎和尊敬，這些都非常重要。腫瘤治療行業的領頭人還要有學者的睿智，醫者的仁心。
　　關于腫瘤研究，研究人員們就像是被悶在癌癥“黑洞”里，苦思冥想、潛心鉆研，也只是有一點新發現或成果出現，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幾十年來，化療和放療方案沒有太大的變化，新藥層出不窮，價格不斷提升，而兩者的價格已經升到了病人無法接受的程度。大大小小的醫院幾乎把外國洋設備全部進口到中國，硬件達到了先進的水平，可療效并沒有得到真正的提高。先進的加速器與幾十年不變的療效，幾乎就像兔子和烏龜在賽跑，最終能否得到寓言描述的結果？那需要腫瘤研究人員的堅持。
　　好幾次與某些領導見面，介紹到我時就有些委婉，有的人還這樣說：“于保法，開辦腫瘤醫院，噢，當然還有些爭議。”研究癌癥的治療我也就是帶了一個頭，卻把一些莫名爭議歸到我一個人身上，成了對我個人的爭議，我表示不理解。
　　我并不是、也不想一個人在行業里單打獨斗，但公立醫院與私立醫院實質上就不在一個起跑線上。解放前，醫院大多是民營經營，如北京協和醫院建院時就是私立醫院。山東的齊魯醫院初期也是外國人個人籌資興建的。解放后，中國的醫院都改為公有化，但是其為病人服務的性質沒有變，永遠也不能變。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內才逐漸有了私立醫院的出現，間隔了50年，私立醫院再次興起，相關的配套政策、管理規范和措施等卻沒有相應的規定。實際上，目前的私立醫院在夾縫中發展。
　　在市場的終端，競爭必然會引起矛盾，醫院的終端就是給病人做治療。在腫瘤的治療上，選擇何種治療方法，使用何種藥物，每個醫院、每個醫生的意見不一致， 就引來了一些病人與大夫之間的矛盾，假如發生在私立與公立醫院之間，就引發了兩種不同體制醫院的矛盾。
　　本來公立醫院醫生的意見確實是占主導地位，但在一些病例上，可能也形成不了主導意見，例如有些病人病情出現了復發和轉移，就來到我的醫院治療并好轉了。有的病人及家屬就會找原來的醫生要說法。注意，這是某些病人和家屬的個人主張，不是我們授意，我們躲還來不及。因為我們知道癌癥的發展規律，明白醫患關系的緊張形勢。我們醫院也深受其害，所以不會在病人面前說長道短，不會讓病人去討說法。這是病人的一種自然反應，也是目前醫患關系緊張的社會反映，是癌癥治療效果不好的反映，是癌癥還沒有真正攻克的結果。癌癥治療如果能做到徹底治愈，也就沒這事了，醫院之間的競爭就只剩下競爭服務質量了。
　　問題是所有公立醫院在癌癥的治療上雖處于整體的優勢，但要具體到癌癥的治療、病人的生活質量和療效上，大醫院也沒有優勢可言。病人要療效，病人要生活質量，病人就有權利擇院擇醫，找療效滿意的醫院，病人可以判斷出療效的好與不好，所以腫瘤醫院提高療效是發展的根本。
　　中國的腫瘤專家及整個抗癌團隊，我們有理由團結起來，去共同抗擊癌癥，應該干點為攻克癌癥，為減輕病人痛苦，為提高病人生活質量和延長病人生命的事。在抗癌的戰場上，不管是主力隊還是游擊隊，不管是國家隊還是地方隊，不管是公立隊還是私立隊，都應該統一戰線，我們共同的敵人是癌癥。
　　允許百花齊放是一種大度，你不做的研究，別人來做，有什么不好？百家爭鳴才能使抗癌戰斗有突破、有亮度。
　　在人們的印象中，企業要發展，醫院要發展，其中必有很大的私心、私利，其實不然。有創業的“野心”，為事業而奮斗，施展自己才能，實現自我價值，這才是創業者的心理。其實，企業發展就關系到社會發展，企業發展了就要交稅，就要雇人，就要服務于社會，服務于人。企業的老板從中合理合法賺錢，是可以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樣，古今中外也如此。創業以來，有一些對于我的醫院和我個人的攻擊，還有說我們賺黑錢。我創建醫院，為癌癥患者解除病痛掙點錢咋就成了掙黑錢呢？
　　我創辦醫院的前期投資很大，十幾年來，前后辦了三家腫瘤醫院、一家綜合醫院、一個腫瘤研究所和一個有限公司。蓋樓建院，聘用四百多名職工，所有的資金要自己籌備，所有的開支要自己管，沒有國家和各級政府的投入。而且我們醫院的收費標準低于公立醫院，我們醫生和護士的待遇和公立醫院相比也要少得多，他們有家，要生活，要養家糊口，我的醫院就要辦下去，而且要越干越好。是為了病人們，也為我的職工們。公立醫院掙錢不是也要給醫護發工資，發獎金和各種待遇嗎？我們也如此。
我研究的“緩釋庫療法”，2004年拿到了美國專利，2006年拿到了中國專利，2007年拿到了澳大利亞專利，2012年又得到了美國的治癌專利，一個民營醫院拿到了美國專利，有幾家腫瘤醫院能夠做到？包括公立的大醫院，你們為什么不分析一下，多問幾個為什么？
　　在中國，看待民營醫院都是戴著有色眼鏡看，民營醫院發展確實不容易，要改變中國人的習俗觀念，這一點更難。
    在臨床上推出一個治癌新理念，不自覺地就成了對傳統治癌的挑戰，要想被所有人接受和理解，目前也很難。讓病人多一個選擇，讓病人多一個機會，讓病人延長一點生命，這有啥不可？
　　曾認識一位大醫院腫瘤科的科主任，把他的兩位病人送來我們醫院，他說：“這兩個病人在我們那里治療了一段時間，效果很不好，病人的求生欲很強，我們苦于沒有辦法，現在終于給病人找到了一個可以創造生命奇跡的地方！”
　　這位主任有著軍人式的說話方式：“你留著好好的大醫院不去，自己獨自開辟一條路，多艱難啊，我們是沒有這個膽量的！”
　　沒有競爭就沒有發展，沒有競爭就沒有危機感，有人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從狹縫里吸取陽光。”對于目前私立醫院的狀況，這句話非常貼切。
　　中國已經是一個開放的國家，一定會往前發展，所以，私立醫院一定是一種方向。2013年10月14日國務院發布文件《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在文件中，民營資本進入醫療健康領域的“玻璃門”明確要求打破。企業、慈善機構、基金會、商業保險等機構均被鼓勵以出資新建、參與改制、托管、公辦民營等多種形勢投資醫療服務行業。并明確指出，中央大力支持社會資本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此外，還要求推進外資進入國內醫療健康產業的步伐，進一步放寬中外合資、合作辦醫條件，并逐步擴大具備條件的境外資本設立獨資醫療機構試點。
　　2010年，國務院出臺過《關于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意見》，曾掀起了一輪熱潮。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有一位教授這樣說過：“由于種種原因，長期以來在醫療衛生系統內，公立醫院的壟斷格局改變還是困難的，這需要解決很多體制方面的問題，此次國務院出臺的文件，在有針對性地破除民營資本的壁壘。”
　　國務院明確要求各地清理取消之前的“不合理的規定”，加快落實對非公立醫療機構的市場準入、社會保險定點、重點專科建設、職稱評定、學術地位、等級評審、技術準入等方面與公立醫療機構同等對待的政策。
　　這對于我們醫院來說是個大好的消息，我們可以挺起腰桿，和公立醫院稱兄道弟了。有了加快私立醫院發展的政策，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私立醫院將會有良性發展的空間，我的醫院，我的治療方法，會得到更好的發揮和發展。
　　我愛創業，因為具有挑戰性。在這個過程中有得有失，有愛有恨。刻苦地上了多年的學，又到了美國見了世面，心里總想干點兒事，僅僅待在實驗室里覺得有點局限，這就促使我去嘗試創業。早知道創業這么難也可能就老老實實地做一個研究人員了。
　　在美國那些年，白天除了研究室工作，就是討論如何創業，晚上回了家，也在電話里與朋友討論創業，很多時候僅僅電話不能滿足內心的急切和渴望，還跑到朋友家里再討論�；貒�后參觀過無數個企業，補了很多的創業的課，也就有了自己的創業圈子。在這個圈子內，人是自由的，說話可以放開，隨心所欲，無限的想象，無數的設想，經過3—4年的摸索，我鎖定了腫瘤內的“緩釋庫治療”。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一個探討走直線治癌的項目，一個前人沒有走過的創業路，建自己的腫瘤醫院，我是唯一。
　　終于回到了祖國，歷盡磨難，我辦起了腫瘤醫院，正當我事業剛剛步入正常軌道的時候，也就是在剛開業的頭四五年中，藥監局常常收到一些人的告狀，告我的“緩釋庫療法”中有非法的藥物，藥監局多次來檢查，結果是醫院里并沒有什么假藥品。
　　2006年，中國醫療扶貧萬里長征完成了任務，志愿者們都回到了各自的崗位，我也可以安下心來了，好好打理我的東平和濟南兩家腫瘤醫院，好好投入癌癥的研究。那時濟南的住院病人都達到160多人，東平的病人更多，已經離開得太久，趕緊投入到了工作中。
　　6月30日，我應邀去日照會診，在奔馳的火車上，我的電話響了，“保法，網上怎么有你的壞消息啊。”
　　“什么消息？”
　　“等有時間你自己看看。”
　　我到了日照給病人會診完畢，沒心思與朋友聊天，就趕忙打開電腦，看到網上的負面消息，我有點傻了，這不是無中生有嗎，說我學歷假，專利假，美國的教授假，跟帖的也在罵，鬧得鋪天蓋地，我就像遭遇到了一場暴風雨，周身被澆了個透心涼，一時間我不知所措。 
　　冷靜下來后，一查是北京《市場報》的一個記者，名叫張向陽，曾經來過我院，很簡單地聊了幾句就走了，是他發布了這么一篇“三假”的報道。
　　第二天，我就到了北京《市場報》，找他們的領導反映情況，結果他們并不在意報道的真與假，對我只是假意地敷衍。我又找到《人民日報》的紀律監察委員會的領導，他們稱這是輿論監督，也在敷衍我。這明明就是造謠胡編，這就是誹謗呀。我跑了多個部門，他們都擺出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沒人搭理，我就像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這個感覺比我十幾年來悶在癌癥“黑洞”里還讓我郁悶，還讓我憋屈。
　　正在這時，《市場報》有人打來電話，說要給一篇正面的報道，但要我付給一定的費用，無奈，只得和他們討價還價，砍價到十萬元，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我錄了音。當時我們正在濟南開新聞記者會，把這個事情一說，記者們就告訴我，他們肯定是要詐騙你一筆錢啊。第二天準備匯款時，《市場報》拒絕了交易，他們發現了我們的行動，于是也不給做正面報道了。我的這一舉動，雖然打亂了他們的詐騙計劃，但是那些網上的負面消息依然還在。
　　我們只好在北京開了一個發布會，到會的記者不少，在會上，我把我的學歷、留學過程、緩釋庫專利等情況一一做了說明，我把《市場報》記者的不軌行為也公開了，當時美國的《世界日報》通過電話收聽了記者會，這真是一個黑暗的記者詐騙案，但是，到場的記者們并不愿意報道記者的黑。
　　我不甘心就這樣被誣蔑，一定要告他們，吳官正老領導知道了此事，通過省里了解我的情況：“到底于保法有沒有假？我支持他多年，也比較了解他，不大可能有假。”
　　這個“三假”的負面消息又出現在內參上，吳儀副總理看到了，批文到衛生部部長高強那里，讓秘書徐紹史過問，又轉到省里韓寓群省長處，王軍民副省長親自過問，組織專家和衛生廳、藥監局的人員到我醫院檢查，查看治療的細節，藥房藥庫都一一做了檢查。
　　后來，王省長三次來我醫院視察。經過兩個月的調查，2006年10月山東省政府以文件（魯政發［2006］115號）的形式給國務院匯報，主題是：“于保法個人和醫院沒有任何虛假，一切都很真實，只是醫院內部的宣傳手冊部分內容超出廣告的范圍，建議更正。”
　　2007年的全國人代會上，又遇韓寓群省長，他說：“保法，你假不了，你要假了就沒真的了。”領導的鼓勵讓人高興，其實，我做人做事始終堂堂正正，決不作假。一個全國人大代表就這樣被他們整了一頓，這是有組織的網絡誹謗，可那時沒有人管，這種現象如果出現在今天，一定有人會因誹謗罪而坐牢。
　　在《市場報》誹謗我的時候，該報的李副總編正在西藏考察，偶遇北京的趙大姐，聊起了我。趙大姐非常了解我，她說：“你看你們《市場報》編造事實誹謗于保法，我們都認識他，他肯定沒有三假問題。”
　　李總編聽了，很生氣地說：“我還真不知道這件事，《市場報》竟干這種事！這就是一種誹謗行為，也是一種詐騙，早晚會被關掉的。”真應了他的話，現在《市場報》已經關門了，被撤銷了，這種靠誹謗騙錢的行為，其結果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是啊，是是非非經歷十五年了，我嘗到了病人生還的喜悅，更體會到了創業的艱難。
 
2.8當選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為祖國和人民多做實事
 
　　2003年3月5日，上午9時10分，中國北京，燦爛陽光下的天安門廣場顯得格外廣闊。踏上漢白玉的臺階，走過頂天立地的漢白玉大柱，處處象征著人民的尊嚴和權力。我作為一名中國醫生，一個留美歸國學者， 民營醫院的院長，在抗癌領域獨自奮斗了五年（從1998年創業到2003年）的人，和其他代表們一起步入人民大會堂。
　　關于人民大會堂，對于每個中國人來說都不陌生，對于我來說，每次見到它，有著不同的感覺。早在讀研究生時就在北京，遠遠地望著人民大會堂，我感到它非常神秘,多次進入觀看，感受到了它的壯觀和宏偉，回國創業初期，帶領美國朋友游覽和參觀的時候我又感到了人民大會堂的神奇和莊嚴，感到了祖國的偉大。如今，也算是故地重走，但不一樣的是當我作為它的主人——全國人大代表，邁進人民大會堂的那一刻，我感到自豪，同時也感到我責任的重大，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事。
    朋友們這樣說：“老于你可真夠牛的，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坐在人民大會堂里，你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
　　“第一是激動，第二還是激動！”
　　仔細想來心態還有一點復雜，我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的那天，我想了很多。我真實地感受到人民對我的信任和重托，我是一個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博士，我更感受到了中國正在和世界同步，我是從9800萬山東人民中選拔出100多名代表中的一名，我代表著山東人民，代表著山東的醫生們，代表著許許多多的山東歸國創業人員，我的擔子很重啊。
　　能成為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我有著典型性與代表性。自從1995年回國創業、歸國留學生在一片莊家地里創辦的第一家腫瘤醫院開業以來，還沒有后人跟進，我的醫院以“收費低，療效好”享譽海內外，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贊譽，不但學術成就占領了國際國內癌癥領域的高端，而且，我把發明的抗癌新療法付諸臨床實踐，并且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創業這么多年，救治了很多普通百姓的性命，延長了他們的生命，也治療了很多外國的癌癥病人，其中，挽救了美國兒童安德雷斯的性命，并且跨洋作證，挑戰了美國法律成為了典型。由于這些社會影響力，我先后被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朱镕基、吳官正、李嵐清、張高麗、張慶黎、韓寓群、朱麗蘭等領導同志接見，并給予了高度評價。也是因為這些社會影響力，中央電視臺《中國人》《東方之子》《東方時空》《實話實說》《百姓故事》《中華醫學》《講述》等欄目先后對其做過專題或報道；香港亞洲電視臺、香港鳳凰衛視、山東電視臺等也多次進行專題訪問。除此之外，《人民日報》《中國日報》《中華英才》《參考消息》《健康報》《中國青年報》《半月談》，美國《世界日報》《國際日報》等國內外眾多的媒體也做過報道。
    事業是干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由于我的“緩釋庫療法”的發明和臨床治療喜人的效果，引起社會的關注，政府和人民也同樣關注。
    2002年9月份，我應邀去北京天壇醫院給一位癌癥患者會診，剛到北京沒多久，忽然接到助手從濟南打來的一個電話。電話里說：“統戰部、市僑聯來單位了解你的情況，他們說，要推薦你做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的候選人。”
    由于事先沒有心理準備，聽電話里這么一說，我有些不敢相信，就說：“是不是想讓我早點回來呀？”
   “是真的，濟南市推薦了僑界里三個新的候選人，你是其中的一個。”
    其實，候選人的事，一切都是按照程序來的，相關部門做了相關調查后，得出的結論是：我是愛國學者，是歸國辦醫院第一人，我為社會、為病人做了一些事情，在醫學界我具有代表性。我感到熱血沸騰了，“全國人大代表候選人”這個殊榮讓誰聽了都會興高采烈。
　　北京的會診很順利，回到濟南之后，我就立刻投入到公司的征地工作中。因為征地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理順關系、談判、再談判……還要行醫看病及處理日常事務，那段時間搞得我身心疲憊，胸口常隱隱作痛。偶爾，我也會想起自己是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候選人，也想盡快知道自己是否當選或者落選，但僅僅是偶爾想想而已，不敢奢望啊。大家都知道我回國創業辦醫院的初衷就是為病人治病，從未想過從政，也沒想過當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我滿腦子就是辦好醫院，救治病人。
　　2003年1月16日，得知自己當選的消息，我非常激動，醫院里的職工也都激動萬分，紛紛表示祝賀。
　　激動歸激動，心里想的是：更應該為國家和老百姓做實事了，因為有這樣一段經歷曾經觸動過我：
　　東平醫院剛開業不久，有一天，醫院來了一位老大娘，是三個兒子抬著送來的，老大娘70多歲，癌癥折磨得她有些憔悴。我親自給老大娘做了檢查，結果還好，不是癌癥晚期，能治，就讓她幾個兒子去辦理住院手續。幾個兒子卻面有難色，一直商量到了下午5點多，走了，再沒見他們回來。
　　都是貧窮惹的禍。
　　這件事對我的觸動很大，苦思冥想，想出了一個辦法，如果有一種農村健康儲蓄就好了。由我的腫瘤醫院做擔保，農民把錢存進健康儲蓄賬戶，平時這筆錢就是健康儲蓄，一旦有了大病，就用這個錢來治療，如果還不夠就由我醫院負擔。
　　于是就作了一下分析，如果讓農民買醫療保險，他們肯定覺得不劃算，積極性不高，而農村健康儲蓄卻不同，農民能接受。覺得可行，就跑到縣建行找行長，行長一聽也覺得不錯，但他沒這個權力，這要得到市行批準才行。
　　我不懂這些行政管理流程，始終覺得可行，就給朱镕基總理寫信，將健康儲蓄替代醫療保險的辦法寫了書面報告，在洛杉磯接受朱總理接見時親自交到總理的手中，想以這種辦法在東平搞一個小范圍的試點，但始終沒有成行。
　　現在當選了全國人大代表，在第十屆全國人代會上，我可以把健康醫療儲蓄作為提案提出，為了進一步完善中國的健康醫療事業，為人民群眾的健康保障而大聲疾呼。
    二月底，和其他代表一起集中在濟南學習了三天。通過三天的學習，進一步明確了人大代表的職責和義務，覺得自己肩上的擔子沉甸甸的，心中也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目標：人大代表是人民選的，要代表人民行使權力，反映人民的心聲。作為一名人大代表，要走到百姓當中去，了解百姓的冷暖疾苦，幫助他們解決一些由于渠道不夠暢通難于解決或者急于解決的問題。作為醫學領域的人民代表，就目前醫學界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坦陳，以起到針砭時弊，促進醫學界健康、有序的發展，從而為廣大人民群眾謀求更大的福利。
作為一名人大代表，要充分利用會議發言反映社情民意，達到參政議政的目的。人大代表是人民的代表，就是要代表人民說話，為此，我做了大量的社會調查。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我提出了四個提案，議案充分展示了對當前醫療界的了解和把握程度，到今天為止，我的提案國家已經實施了三個。
　　在大會期間，我還給全國婦女聯合會提案，針對乳腺癌問題，呼吁推廣母親產后乳腺癌預防治療，提案中強調說明：
　　“……根據全國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衛生部衛生統計信息中心最近的統計信息，全國女性惡性腫瘤發病率為39.5/10萬—248.7/10萬，女性前十位惡性腫瘤占全部惡性腫瘤的76.2%—83.4%，而前五位為乳腺癌、肺癌、結/直腸癌、胃癌、肝癌，乳腺癌位列第一，乳腺癌死亡率為女性惡性腫瘤的第四位，成為威脅女性健康和生命的危險殺手，特別是產后婦女，發病概率更高，患病女性不僅忍受生產的痛苦，還要面對癌魔的魔爪和由此帶來的沉重經濟負擔。
　　當年，我的母親也是被癌癥奪走了生命，母親的去世使我走上了行醫之路，立志以自己的醫術濟世救人，幫助那些像我母親一樣需要幫助的母親們。當年我無力留住母親的生命，今天我不能再看到天下的母親們經受我母親曾經經歷過的痛苦，我要為中華母親們大聲疾呼：在全國范圍內采取措施，推廣母親產后乳腺癌預防治療，使她們免除乳腺癌的威脅，讓母親們遠離痛苦，只有笑容！”
　　在此之前，我就提出了“為了母親保護媽媽”，并為之奔走、疾呼了。此后，這一觀點在美國畫家莫瑞爾身上得到了驗證：為了身體的完整，為了美，她寧肯放棄生命，也不愿在美國做乳房切除術。
　　在人大會議分組討論的時候，我又提出了“造好藥、用好藥、把好藥、用好藥——新藥研發呼喚百家爭鳴”的觀點。藥廠有好藥，醫生要是不給用，病人就用不上，這就會造成醫患之間的矛盾。因為病人都要聽醫生的，他并不知道哪種藥好、哪種藥不好。如果新藥研發“百家爭鳴”了，透明度提高了，最終受益的才會是廣大患者。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代表們和一些職位較高的領導接觸的比較多，這樣，有些代表就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向領導反映情況，介紹自己，希望在某一領域得到領導的支持。
　　有一位我非常熟悉的代表王革，知道了我創業的艱辛，就對我說，何不利用這個機會，把自己的一些具體情況向領導反映，就某一方面的情況聽聽領導的意見呢？
　　我一聽在理兒，可是我不認識這些領導們，王革就自告奮勇地帶我去見領導。
　　當天晚上，兩人一同來到一位領導的房間，王革把我歸國創業，用“緩釋庫療法”濟世救人的經歷簡單做了一個介紹。
　　王革又介紹他在創業項目上有困難，一說完了，領導就馬上打電話聯系解決。他的事完了就等我向領導提要求，而我卻張不開嘴，除了談參會的感受、醫療界的情況之外，再也沒有多言，在兩個多小時的時間里，我大多沉默不語，聽領導和其他代表聊天。
　　從領導房間里出來，那位代表氣得不行，說，“老于呀，你說你今晚是來干什么的呀？你是留學生創辦腫瘤醫院第一人，把你的困難向領導反映反映，說不定困難就迎刃而解了呢！可是……”
　　聽著也在理兒，就鼓足勇氣想著下一次一定向領導說出來，可是第二天晚飯后再去見某位領導時，頭一天的勇氣又跑到九霄云外去了……說也奇怪，到后來，很多領導和代表們都知道了，并主動地噓寒問暖，主動地說有什么困難可以提出來，再根據相應的政策來解決。
　　向領導坦陳自己領域的困難和不足，這本無可厚非，也并非“走后門”，而我卻偏偏不會這么做。
　　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有著迂腐的學者舉止，想得更多的是“本領域”，而非“自我領域”。
　　每年的人大代表活動還要在駐地視察、調研，我們這幾位企業的代表也互相參觀考察，我們考察過醫療行業、教育和工業，形成一個報告給有關部門，也是一個學習的機會，每次市長總是參加，也給我們的考察提供了很好的機會。2005年人大代表一同參觀了我東平的泰美寶法腫瘤醫院。
　　因為濟南組在山東團里是第一組，我們的組長是張高麗，小組討論總是見他，他帶頭發言，也問家長里短，和藹親切。一次代表大會，總有幾次全會，包括開幕式、總理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院長報告、選舉國家領導人的時候一定在人民大會堂進行，這也就使得我們有機會見到總書記和總理，第一次會議時， 江澤民主席出席了會議，全體合影，三千多人的大合影，代表們人人都想離新老總書記近一點，可以理解，這使得有些人拼命往前靠，其中一名代表叫孫啟玉（淄博萬杰醫院的創始人），本來在三排， 當總書記快要走近時，他忽然從上邊跳了下來，爭奪了與總書記合影與握手的機會，安保人員非常緊張地把他叫到一邊，盤問了半天才放了他。我有幸得到了機會與溫家寶總理握手，與朱镕基總理握手，非常高興了。
　　人民代表大會確實有很多機會見到領導人，本省的領導幾乎天天可以見到，還有機會與一些領導人合影留念。每每全會的時候，各省的省長一定坐在最前排，開會前總能過去聊幾句，因為在人民大會堂，人們也不問你怎么來的、干什么的，大家都有著比較平等的感覺，譬如貴州省的省長石秀詩就特別平易近人，他問起我做什么工作，我告訴他，回國開醫院專治癌癥，他誠邀我去貴州開醫院，后來他派來貴州省貴陽市衛生局局長來濟南與我商談。
　　這么一個天天見省長的機會，應當用來干點名堂。我剛在東平縣開醫院的時候，就下鄉為病人服務和搞醫療普查，那時我就想如果有一天能在全國搞一次這樣的活動該多好。中國醫療扶貧萬里長征，就是這樣開始的，當年長征求解放，今日長征送健康，我們起草一份倡議書，每次人大全會開會時， 我總是早點到，到第一排，找省長簽字，二十多個省長給簽字了，當年的省長有些已是國家領導人，王岐山和張高麗現已經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韓正等進入政治局，還有一些是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的副主席。
　　有了這么多領導的簽字，我覺得這事就好辦了，于是我帶著領導們的簽字找到當時的團中央書記周強，他看后立即簽署在全國搞一次“中國醫療扶貧萬里長征”，由團中央、衛生部和中央電視臺聯合主辦，山東保法醫療股份有限公司承辦，這也就實現了我當一次全國人大代表做一次全國性大事的理想，在團中央我們花了近五個月來策劃“中國醫療扶貧萬里長征”活動，2004年10月開始，四個月完成。有人說：“沒有人像你這樣，自己還沒有站穩腳跟，就投身公益，在中國還是比較鮮見的。”我覺得，個人的利益事小，國家的事情為大，我身為人大代表，有這個機會，做點公益事業，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偉大的事，這也是對紅軍長征70周年的紀念。
　　5年的人大代表會議，每次14天，時間較長，中間活動也較多，每年濟南市市長主持一次代表活動，濟南代表們聚在一起議事，那一年有我于保法、王革、常金月、張才奎、鄧寶金、王麗、李長順、左慎湘、鮑志強等，大家暢所欲言。
　　作為一名人大代表，我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人大會議使我對于自己的人生價值有了進一步的提升。在我以后的人生旅途中，繼續發揮自己的潛能，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
附提案四篇：
提案一
推行母親產后乳腺癌補助費用預防治療
婦女是中華民族的半邊天�？墒�，當她們品嘗做母親的喜悅的同時，伴隨而來的是可怕的陰影，那就是乳腺癌。全國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衛生部衛生統計信息中心的統計，全國女性腫瘤發病率為39.5/10萬—248.7/10萬，前五位為乳腺癌、肺癌、結/直腸癌、胃癌、肝癌，乳腺癌位列第一，乳腺癌死亡率為第四位，成為威脅女性健康和生命的殺手，特別是對于產后婦女，發病概率更高，現有的治療方法：乳腺切除、放射治療，使她們承受巨大的身體創傷和失去乳腺的精神創傷，同時還要承受沉重的經濟負擔。
作為一名歸國創業的留學生代表，受到了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朱镕基等接見，又作為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榮譽給我帶來沉甸甸的責任，我在自己創辦的醫院用自己發明的“緩釋庫療法”救治了很多母親，但我深深感到自己力量的弱小，只有全社會都來關心中華母親們的健康，才能為她們撐起一片晴朗的天空，所以我鄭重提議：以中華婦聯牽頭，在全國范圍內采取措施，積極宣傳母親產后乳腺癌預防治療的重要性，特別是對那些上輩母親有乳腺癌病史的新母親更為重要性，以全國婦女保健組織為主要實施單位，為廣大產后母親進行預防治療。具體方法是美國研究出的乳腺導管癌預防治療措施或其他方法。我們的目的就是使中華婦女免除乳腺癌的威脅，讓我們為所有的中華母親做一件實實在在的事情，保護好她們就是保護中華民族，就是保護我們的明天。
提案二
試行農民大病健康儲蓄醫療基金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人民生活水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醫療條件也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平均壽命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但是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特別是廣大的不富裕的農村，存在著有大�。ㄈ绨┌Y）不能醫、不敢看的情況，原因就是經濟窘迫。遇到癌癥，對一個普通農村家庭來說，就是一場地震，甚至使已經“小康”的家庭由富返窮，家庭陷入困境，給社會帶來不安定因素。奔小康，大病健康有保障。中國人口80%是農民，近9億人，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也是社會醫療保險的覆蓋盲區。
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僅僅對常見病起到保障作用，對于像癌癥這樣的大病基本不能保障給予治療。依靠國家財政或社會保障是難以解決的。所以我建議，在農村試行農民大病健康儲蓄醫療基金，以八方之力，解一方之難。具體措施：農民以村或大隊為單位，在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開設專門的賬戶、農民的各種收入，以自愿的形式存入“健康儲蓄”，銀行根據存款量，為他們購買一定數額保險，存款量大，存期長，得到的保險金額就大。這樣農民一旦有了大病，就可以從保險公司得到大筆賠償。同時銀行與某�？漆t院建立業務合作關系，農民有了大病到該醫院就診治療，得到一定數額的優惠，優惠數額與“健康儲蓄”的量和期掛鉤；醫院每年補貼到“健康儲蓄”的農民的金額，由銀行無息或低息貸款給醫院，幫助醫院健康發展。實施農民大病健康儲蓄，能補充農村基本醫療制度的不足。對9億農民老有所養，病有所治起到重大作用，中國不能完全學習西方的醫療保險制度，要走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民大病儲蓄之路，是中國農民大病保險的有效之路。適合廣大農民的心理和實際情況。以上建議望有關部門研究實施細節，并在某縣試點再推行。
提案三
放開公費醫療，讓享受公費的病人選擇醫院，促進醫院競爭，從而降低成本，節省公費醫療的支出
　　我國醫療體系已經發生變化，分成非營利性醫院即原有的大部分國家所有的醫院和營利性醫院；多數為改革開放以來新建醫院，或新改制后的醫院。其中一部分民營醫院逐步轉化為營利性醫院，一些醫院雖在農村基層，仍被劃分為營利性醫院。然而國家原有的公費醫療仍未有任何改革變化，享受公費醫療的病人只能到指定醫院（既原來的醫院）就診治療，如果到一些營利性醫院就診，就無法享受免費治療，無論該醫院治療的效果怎樣好，仍無法公費治療，這是一種新形勢下的不公平。
　　這種指定醫院的公費治療，助長了這些醫院服務質量下降，無競爭意識，某種程度浪費醫療財力。建議放開公費醫療定點醫院的限制，讓病人有充分選擇的權力，這樣能促進醫院之間的公平競爭，提高服務態度、服務質量，降低醫療成本，使有限的公費醫療的財力能為更多的病人服務，要相信病人選擇醫院和醫生的眼光和眼力。
提案四
藥品宣傳須注明化學名稱
　　目前，藥品廣告鋪天蓋地，人們很難進行辨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在藥品宣傳過中沒有一個合理的規范來約束、管理藥品宣傳。
　　目前不要說患者，連有些醫生甚至也不知道藥品的有效成分，例如康泰克，絕大部分人都知道其是治療感冒的，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其有效成分，它的化學名是復方鹽酸苯丙醇胺緩釋膠囊，有強烈的收縮血管作用，能迅速緩解流鼻涕、鼻塞等感冒早期癥狀，而對發燒、頭痛、肌肉痛、咳嗽等無緩解作用。若老人患有嚴重的高血壓癥，而苯丙醇胺迅速收縮全身微小血管的作用能使血壓升高，患有高血壓、冠狀動脈硬化、青光眼、癲癇等病的患者服用之后易引起頭痛、頭昏、心悸、惡心、嘔吐、焦慮不安等反應，甚至誘發早搏、中風、癲癇發作等，再加上老年人肝臟功能減退，即使服用正常劑量，也會因代謝能力降低，使體內藥物濃度較高，致使副作用加強或持久。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如果在宣傳的同時，康泰克和復方鹽酸苯丙醇胺緩釋膠囊同時宣傳，讓大家知道二者是同一種東西，則可以避免廣告中的虛假成分。而且便于臨床醫生處方，避免不必要的毒副作用發生。
　　更有甚者，某些宣傳用“××號膠囊”、“××號口服液”、“××號藥”來代替，使消費者和醫生治療一頭霧水，不能明明白白看病用藥。事后一旦產生糾紛，消費者由于沒有真憑實據而無法主張自己的合法權益。
　　產生以上現象的原因是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夠健全，一些醫療機構規避國家法律法規，使有關行政管理部門取證難、處罰難�，F有的法律法規并未對于藥品的宣傳提出商品名稱和化學名稱的強制性統一�！端幤饭芾矸ā逢P于藥品宣傳的規定主要有兩條，第六十條規定“處方藥可以在國務院行政部門和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共同指定的醫學、藥學專業刊物上介紹，但不得在大眾傳播媒介發布廣告或者以其他方式進行以公眾為對象的廣告宣傳”，第六十一條規定“藥品廣告不得含有不科學的表示功效的斷言或者保證；不得利用國家機關、醫藥科研單位、學術機構或者專家、學者、醫師、患者的名義和形象作證明”，均未明確表示藥品的宣傳必須商品名和化學名同時宣傳，這就為虛假廣告的宣傳提供了可乘之機。
　　為了進一步規范醫藥市場，使藥品宣傳有法可依，保障廣大患者的利益，更好的指導臨床醫生工作，提議將《藥品管理法》第六十一條：“藥品廣告不得含有不科學的表示功效的斷言或者保證；不得利用國家機關、醫藥科研單位、學術機構或者專家、學者、醫師、患者的名義和形象作證明。”修改為：“藥品廣告不得含有不科學的表示功效的斷言或者保證；不得利用國家機關、醫藥科研單位、學術機構或者專家、學者、醫師、患者的名義和形象作證明；藥品廣告應使用化學名稱，需要使用商品名稱宣傳的，必須同時注明其化學名稱。”
 
2.9醫療長征萬里行的發起運作，長征路上的感受和感動
 
     2004年，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當時已經是兩個腫瘤醫院院長的我，發出了一份開展醫療扶貧萬里長征活動的倡議書，有29位省部級領導和全國人大代表在倡議書上簽名支持，因而展開了從江西省于都縣出發的歷時3個月、行程14000公里、途徑10個�。▍^、市）、服務30多個縣的醫療扶貧萬里長征活動。
　　提出這項建議并不是一時心血來潮。早在1995年回國創業的時候，在深入基層調研中了解到，由于歷史和地理環境等原因，我國農村衛生工作仍比較薄弱，尤其是老少邊窮地區農民因病致貧、返貧問題仍比較突出，就萌生了在將來時機成熟的時候為老區人民做點實事的想法。
　　談到發起這次活動的初衷，我這樣告訴過記者：“我是在泰安市東平縣的農村長大的，農民看病的艱難自小就深有體會。從美國回來，最大的愿望就是盡快用自己在國外學到的先進醫療技術為基層群眾服務。現在我有了知識，有了能力，但這一切都是祖國為我創造的�；貓笞鎳�，回報社會，是我義不容辭的選擇。我希望通過發起和組織這次醫療扶貧萬里長征活動，去感召和呼喚全社會都來關注貧困地區醫療衛生狀況和老區人民的健康需求，讓過去為民族解放做出巨大犧牲的老區人民充分感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以及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
　　在這次重走長征路的活動中，我自發籌資300多萬元，用于購買捐給貧困地區的藥物、醫療器械、物資、書籍及日用品等，用于這支長征醫療隊66人的衣食住行。
　　看不到硝煙彌漫，聽不到廝殺吶喊，但始終不能讓我忘記那些被萬惡的炮彈所撕碎、被無情的子彈所洞穿的紅軍戰士們，也是為了他們，我和我的同伴們踏上了那條充滿苦難、曲折而漫長的征途，去重新尋覓那不朽的光榮。
　　記得那是2004年10月11日，我們在濟南舉行了集結儀式，整個活動時間自10月16日開始，到第二年1月中旬結束�；顒榆囮爮慕�西省于都縣出發，途徑江西、湖南、廣西、貴州、云南、四川、重慶、甘肅、寧夏、陜西等10個�。▍^、市），從沿途100余個縣市中選擇30—40個縣市作為服務點，每個服務點服務2—3天，最終到達陜西省延安市。
我在醫療扶貧萬里長征中，一路上，不斷地收獲著感激和感動。
以下是我的部分日記。
 
2004.10.16
　　到了全國著名的紅軍縣——江西省興國縣，會同其他專家去看望96歲的王邦忠、99歲的曹恢佐和97歲的劉戀等9個老紅軍戰士，查體、診療和送藥，當看到劉老的身體仍然那么好時，我非常高興，送給劉老500元，讓他買點滋補品。向老紅軍們贈送并安裝了太陽能熱水器。
　　在志愿者們的鼓勵下，老紅軍戰士黃老深情地唱起了紅軍反圍剿時期那首著名的《反攻勝利歌》，讓人仿佛又回到了70多年前那段艱苦卓絕而又激情燃燒的革命歲月。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衷心地祝福老紅軍們健康長壽。
 
2004.10.20
　　上午8時40分，一進圩場，兩排長長的服務臺就被村民圍了個水泄不通。
   “請讓一讓！”上午10時，一村民背著母親朝骨科臺前艱難地走來，汗水已浸濕了他的衣衫。他叫劉長順，聽說醫療隊要來，他一大早便背著雙腿殘疾的母親，走了5公里山路趕來。
     當我給老人檢查過后，心情非常沉痛。老人的右乳房上長了一個腫瘤，多年來沒有得到醫治，癌瘤長得如拳頭大了，表面已經潰破，創口在流著膿液，望著老人憔悴的樣子，很是心痛，老人卻說：“年紀大了，長個瘡癤，也沒錢治呀。”
　　我趕忙給老人做了必要的檢查，之后做了“緩釋庫”的治療。
　　我深切地感到，老區人民缺醫少藥啊，同時也感到內疚，我應該早一點來，來為老區人民送醫送藥，來為老區人民送知識送文化。
2004.10.24
　　上午，我在葉坪鄉服務點醫療車內，為葉坪鄉新院村家境貧寒，身患十二指腸部惡性腫瘤（2cm×3cm）壓迫胰腺頭的41歲的鐘石水（男）進行了“緩釋庫療法”治療，治療后，患者感覺良好，其家屬拉著我的手，眼里噙滿了淚水，再三道謝：“要是沒有你，我丈夫就只有等死了。”
　　治療很成功，我還給他們講了注意事項和后續的治療。
　　下午，就腫瘤世界前沿治療科學課題，對瑞金市基層醫務工作者進行專業培訓，受到醫務工作者的熱烈歡迎。
 
2004.11.8
　　在湖南道縣義診現場，來看病的人太多了，從上午8點30分到下午2點30分，隊員們沒喝一口水，沒吃一口飯，爭分奪秒地為患者看病。
　　外科副主任醫師李強看了100多名病人，頭暈得直想嘔吐，心前區疼痛難忍，一測血壓，低壓高達120多毫米汞柱，服了降壓藥和救心丸，休息了5分鐘，他又走到診區繼續看病。護士李濱、劉德云的嗓子都喊啞了，測血壓耳道被磨破了皮，沒有一個人叫苦喊累。
　　趕到現場治病的85歲的老紅軍李修勝目睹此景，老淚縱橫，登上檢查車，向所有隊員三鞠躬，他激動地說：“看到你們就想到了當年，長征精神萬歲！”
 
2004.11.12
　　紅雞蛋、煮花生，70年前，湖南道縣的群眾用這種樸素的方式，送別了走在長征路上的紅軍戰士；70年后，情景再現，伴著“十送紅軍”的歌聲，等待多時的上百名老區群眾，手捧著早已準備好的紅雞蛋和煮花生，來到每個隊員面前。
　　登車的路線僅有20米遠，但隊員們們卻足足花了20多分鐘才走到服務車跟前，紅雞蛋捧了一個又一個，花生捧了一袋又一袋，手中的雞蛋和花生多得都拿不住，掉了再撿起來，送行的群眾遲遲不愿離開。
　　在這份濃得化不開的魚水情面前，我都禁不住淚流滿面。送行人群中有位白發老奶奶緊緊地抓住我的雙手，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 車輪開始緩緩前行，這時，上車的隊員有的都哭出了聲，其中護士李濱哭得最傷心，誰都勸不住。
 
2004.11.20
　　今天，乘飛機把弗蘭妮從四川帶回了濟南保法腫瘤醫院。
　　62歲的老人弗蘭妮是美國紐約的一名小學老師。一年前，弗蘭妮在當地醫院查出患有乳腺癌，美國醫生三番五次建議她做化療或做乳房切除術。但是，當她得知做手術不一定能根除癌細胞時，她放棄了這種療法。她說：“除了這種方法外，世界上一定還有其他方法治療此病。”
　　前不久，弗蘭妮從朋友處得知，中國有個叫“于保法”的可以治她的病，便不顧美國醫生和朋友的反對，不遠萬里來到中國。
　　當她滿懷希望來到濟南時，卻被告知：我已在千里之外的湖南。求醫心切的弗蘭妮老人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到長征路上尋找我。敢想敢做的弗蘭妮幾經周折快到湖南的時候，又聽說“于教授”已經率領醫療長征扶貧隊到了廣西。于是，她改變路線，奔向廣西。
　　10月29日我和她在廣西全州縣見面了。
　　次日。用“緩釋庫療法”為弗蘭妮進行了首次治療。隨著緩釋制藥物緩緩注入體內，弗蘭妮那顆懸了很久的心漸漸放了下來。幾天后，弗蘭妮乳房患病處的腫塊開始慢慢消退，她的精神狀況也好了許多。
   在隨后的20多天里，我一邊參加扶貧活動，一邊為老人進行治療。經過三次治療后，弗蘭妮乳房腫塊開始慢慢消退，精神狀況也逐漸好轉。
   “我想成為長征路上的志愿者。”弗蘭妮在接受治療的同時，力所能及地為山區的孩子教一些英語口語，并和醫療隊員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我考慮到老人的病情和身體狀況，今天下午乘飛機將老人帶回了濟南，做進一步的鞏固治療。
 
2004.11.27
　　早上7點30分，車隊滿載著當地人的殷殷謝意從云南省祥云縣浩浩蕩蕩地向四川攀枝花米易縣出發了。車隊行駛的這條路是從山里硬開出來的，路面是泥漿混合著碎石鋪成，極其崎嶇不平。走在這樣的路上可想而知，顛得人五臟六腑都快出來了，胃里不停地翻江倒海！路面很窄，只有夠錯開兩輛車的寬度，向窗外望去，車隊就在懸崖峭壁上行駛。在群山環繞中顛簸著、行駛著……山是一座接著一座，車隊究竟翻過了多少座山頭已數不清了。此時，車上的幾名年輕醫療隊員感慨道：現在有車有路還要走這么長時間，還這么危險，紅軍長征時就靠一雙腳翻山越嶺，真是難以想象當年他們是如何走過這些大山的？
　　晚上，都12點了，車隊依然行駛在山里，兩邊是懸崖。為了安全，醫療隊員們只好下來走著……
　　重走長征路真是對我們心靈上的一次洗禮�。�”
 
2004.11.28
　　今天，正在濟南保法腫瘤醫院接受治療的弗蘭妮度過了63歲生日，為使自己的生日過得更有意義，老人以個人名義為“醫療扶貧萬里長征”活動捐助5000美元，希望能夠為此次活動盡自己一點微薄之力。
　　弗蘭妮在寄給長征醫療隊的信中這樣寫道：“感謝你們精湛的醫術，更感謝你們使我感受到了奉獻精神……祝愿你們一路順利、身體健康。”
    我很感動，一個異國的老人，就這樣支持這次活動，我們還有什么理由不更好地做好這項活動？感謝弗蘭妮老人！
 
2004.11.30
　　下午，淅淅瀝瀝的小雨中，在四川省米易縣普威鎮，醫療扶貧萬里長征的醫療隊員為當地敬老院的孤寡老人送醫送藥，用自己真誠的愛心溫暖了老人孤寂的心靈，老人們用歌聲唱道：“我要把你們記在心里。”
 
2004.12.2
    今天，看到張華醫生不知疲倦地在給病人做檢查，斑白的頭發被風吹得有些凌亂，額頭上沁出了汗珠。
　　張華已經65歲了，濟南保法腫瘤醫院的主任醫師。誰說走長征路只有青年志愿者？張華這位超齡的志愿者正在用自己滿腔的熱情和精湛的醫術為老區人民服務。
　　活動開始前，我曾征求過張華的意見，問她是否愿意參加長征診療活動，當時她幾乎沒有猶豫就答應了。
    真是感謝她，一路上和年輕人一樣，一點也不示弱。
 
2004.12.8
　　在重慶醫科大學的15階梯教室，我給250多名同學作了“醫學與長征精神”專題報告。
　　我講述了留學生回國創業、報效國家的艱辛和樂趣，醫療扶貧志愿者在老、少、邊、窮地區服務的一幕幕動人情景，尤其強調如何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并化為自身的思想信念，回報祖國醫學事業，服務人民群眾。報告使入會者深受觸動，引起了全場同學的共鳴，會場上掌聲不斷。
 
2004.12.15
　　兩個多月來，我們在長征路上相互幫助，相互鼓勵，一同分享歡樂，一同承擔痛苦，已成為一家人。漫漫長征路上，隊員們用實際行動詮釋著志愿者共同的誓言：奉獻、友愛、互助、進步。 
　　留言簿上留下了隊員們對親人、對老區群眾的一片深情。
    “我們正跋涉在萬里長征路上，條件雖然艱苦，但我們心中燃燒著一團火，這團火來自家人的關愛、理解和支持。我們要用白衣天使熾熱的情懷永遠溫暖云貴高原，讓黃土高原布滿健康綠洲。”
    “藝敏，分別已久，家中年邁的老人和年幼的女兒，他們可好？照顧家庭的重擔落到你單薄的肩上，在長征路上的我，要深深地說一聲：‘你辛苦了，感謝你，我愛你。’”
    “媽，女兒本應在您膝下盡孝，卻讓您為女兒操勞，真是對不起，您要注意身體。穎兒，媽的寶貝，媽也不愿意離開你，你還小，長大以后會為媽媽正在做的事而驕傲和自豪，要聽爸爸和姥姥的話，把學習搞好，等媽回去看你的好成績。”
     ……
    “無限思念，盡在不言中。”服務隊中年齡最大的許國生老師用一句話表達了所有志愿者們的心聲。
 
2004.12.21
　　重慶到甘肅，一夜之間，隊員們由南方進入大西北，十多度的溫差，極其干燥的氣候，這些使得已經在南方生活了兩個多月的我們突然不適應起來，很多隊員開始咳嗽、感冒、發熱。
　　清晨7：30，外面很冷，地上結著厚厚的冰，隊員們只好手拉著手，小心地邁著碎步，向下一個服務點走去……
　　由于甘肅氣候干燥，隊員王憲濤一直在流鼻血，但他塞上棉球，繼續堅持工作。在陰冷的檢查車上，我讓他休息一下，他卻說：“現在，超聲檢查只有我一個人，如果因為一點兒小事就影響工作，這樣要耽誤多少老百姓看病。”
 
2004.12.30
　　早晨8點多，我和幾名隊員前往下一個服務點——陜西省吳起縣。
　　由于天氣嚴寒，路面結冰，三百多公里的路程，車隊整整走了近九個小時。路上，不顧舟車勞頓，我在車內向志愿者們講起了當年紅軍長征的故事和本次醫療扶貧對農村醫療事業的深遠影響。下午4點多，終于到達了陜西省吳起縣，剛剛來到縣城邊沿，便感受到了老區人民的熱情：震天的鑼鼓，揮舞的鮮花，歡快的秧歌，整齊的隊列，熱烈的掌聲，使志愿者們精神為之一振，忘記了旅途的艱辛。
 
2004.12.31
　　天氣愈加寒冷，零下二十多度的氣溫，醫療隊的車也壞了，我當機立斷，決定把車送往檢修廠進行修理，重新包車前往服務點，因為我知道，服務點的群眾一定在寒風中等待。
　　三十多公里，近一個小時的顛簸，終于到達了服務點——吳起縣白豹鎮�？吹降却�的鄉親們，我們沒有休息，而是迅速開展了醫療活動：超聲、心電圖檢查，內、外、婦科開處方，藥房發藥，一切都在緊張有序中進行。
　　今天，在白豹鎮服務點，腫瘤病人有11人。
 
 
2005.1.4
　　天氣寒冷，還飄著零星的雪花，同以往的工作一樣，醫療隊員們在給老區人民看病送藥，做各種檢查。
　　忽然，一名鎮醫院的護士跑來，我立即詢問，原來鎮醫院里有個腫瘤病人生命垂危。我馬上命人準備手術治療的藥物，數分鐘后，我就來到南泥灣鎮醫院，立即為一名臉色蒼白、身體虛弱的中年婦女進行了止血，并對腫塊施行了“緩釋庫療法”治療。
　　后來得知，病人患宮頸癌一年多了，因家境貧寒，還要供孩子們上學，她只是在吃中藥治療，吃遍了中西藥劑，但是無濟于事，每天都在流血，有嚴重的貧血，已經沒有任何能力同癌魔抗爭。我就與醫院協商暫時留她住院觀察幾天，情況穩定以后把她帶回濟南保法腫瘤醫院治療。
　　治療后病人需要輸血，但當地血源非常緊缺，我義無反顧地為她獻血，在我的影響下，隨我同往的隊員也獻了血，此次獻血不同以往，體會到了獻血的激動、緊張而又喜悅的感受，望著輸血后病人有些紅潤的臉上，露出感激的微笑，那一刻，對我來說，終生難忘。
 
2005.1.9
　　今天下午，我和隊員們懷著喜悅的心情登上了象征延安的寶塔山，參加延安的抵達儀式。在寶塔山下，此次醫療扶貧活動落下了帷幕。
　　延安市有關領導向我們醫療服務隊贈送了錦旗。會場上我們眼含熱淚，百感交集。心中有著這樣的意念：此次長征活動雖然已經結束，但為老區人民的健康服務卻剛剛開始，如果有機會，我們愿意重走長征路，不為別的，只為那濃濃的魚水情。
 
　　活動歷時近3個月，行程1.5萬公里，累計接診群眾5萬多人次，為1578位腫瘤患者進行診斷，并為其中25位患者實施了“緩釋庫療法”手術治療，向群眾直接發放藥品價值近50萬元。 先后在28個縣的51個鄉鎮開展服務，向基層衛生院捐贈藥品和醫療器械價值超過100萬元，培訓基層醫務人員4000多人次，發放衛生健康宣傳手冊5萬多冊，先后有4000多名當地青年志愿者參與活動。
　　我們的萬里長征結束了，我的長征日記也收筆了，但是縈繞在我腦海里的長征依然在延續。三個多月來對本次活動深有感觸：
　　老區人民生活艱苦、醫療衛生現狀落后，我從來沒有想到會是這樣。老區人民為了民族的解放，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灑下了自己的一腔熱血，換來了億萬人民今天的安寧生活，而今卻由于自然地理條件的限制，仍然生活在貧困線上。我們生活在自然條件較好、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不應忘了他們，要義不容辭地向他們伸出溫暖的雙手，幫助他們改變目前令人擔憂的生活、衛生狀況。
　　老區人民的淳樸、熱情也是我有生以來少見的。 每到一個服務點，我們的隊員們都受到了熱烈的歡迎。老區人民視我們如親人，甚至是“活菩薩”，以致出現了“淚灑湖南”的感人肺腑的離別場面。
　　在此次活動中，隊員們的奉獻精神，精誠合作、相互照顧、相互鼓勵、相互幫助、同甘共苦、共渡難關的精神讓我終生難忘。

2.10善心驅趕呻吟，妙手除去病痛

　　這是我對病人的領悟，也是作為一個腫瘤醫師必須具備的素養。
　　呻吟是心靈的呼喚，是對疼痛的宣戰。不管音調怎么樣，乃是心靈對上帝的祈禱，是身心向醫護的求助。呻吟不是那隨便的咋呼，這就注定呻吟不能沒有回應。上帝太遠，醫護在身邊，呻吟是痛苦的反應，它可以緩輕痛感，也可以呼喚醫護，醫護要學會傾聽呻吟，耐心去撫慰呻吟，其減輕痛苦勝似藥物嗎啡和杜冷丁。
　　痛苦的病人無不發出呻吟，或大或小，或高或低，不管怎樣難聽，都是病人心靈的聲音，醫護就要用心去聆聽。善心驅趕呻吟，妙手除去病痛，這是作為醫護人員的素質。人一生難免有痛苦，醫患心換心互理解，痛苦時的幫助勝過黃金萬兩。
　　腫瘤醫生看到病人，已經習以為常了，內心平靜如水面，而一個新的腫瘤病人出現，那對他或她及其全家是個突發事件，心急如焚、焦躁不安，必然刨根問底、追求治愈。
　　就像我的老師那樣，老師得了肝部癌癥，來到了我們醫院治療。老師那魁偉身軀有些清瘦，洪亮的嗓音有些沙啞，沒有了往日的健談，沒有了朗朗的笑聲，卻有了那偶爾的呻吟。老師住院了，我每日關懷在病床邊。老師的問題太多了，我就不厭其煩地解釋，他一會兒理解了，不一會兒又不理解，一些問題就像是在難為我，有時讓我都無法回答。
　　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見到了療效，能平穩呼吸了，呼吸可以拉長了，能夠平臥睡覺了，還要再追問下一步怎么辦，這個怎么辦，那個怎么辦，好多的怎么辦。可見病人追求治愈的心情是多么迫切，是多么急不可待。病人的心情都是一樣，即使是我的老師，那么依賴我的老師，也是如此。
　　而腫瘤大夫太忙，又習以為常，往往簡單地就回答病人提出的問題，這時就形成了互相了解不夠，達不成共識的局面，就難以共同抗癌，治療達不到應該有的效果。腫瘤醫生的確太忙，但這是一種借口，很多時候醫生們根本沒有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想、去做。其實醫生靜下心來與病人或家屬溝通本身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也是心理治療的一部分，沒有良好的溝通就沒有良好的醫患關系，只要做到溝通透徹，患者及家屬就容易滿意。
　　目前，中國的患者一般都是圍著醫生轉，事事處處都要聽醫生的，但醫生并不告訴你國產藥物和進口藥物效果是一樣的。我的“癌魔空間結構理論”“整合醫學”“緩釋庫療法”，除了解除病人的病痛之外，更主要的是要傳達一種思想給病人，讓病人掌握克癌的精神武器，這里面就包括讓醫生圍著病人轉這一簡單道理。醫生應該告訴病人，哪一種治療方法會更好，用什么藥，怎么個治療法，由病人自己來選擇。但遺憾的是，現在幾乎所有的腫瘤醫院，都不會這么去做。
　　目前在臨床上還確實存在著騙子的影子，可能是善意的騙，也可能是惡意的騙。把惡性說成良性或者把良性說成惡性，把不治說成可治，把晚期說成中期，把中期說成是晚期等等，有的是為了病人著想，也有的是為了個體的利益，把病人當成了獲取利益的工具，還有一部分是善意的過度治療。遇到治療效果好的患者，人家也就認了，吃虧與否就算了，反正病好點了；遇到治療效果不好而家境又窮的患者，一定是要大動干戈，醫患關系一定弄得很糟。社會上醫生被打，甚至醫生被殺事件不斷發生，都是不信任醫生、憎恨醫生的結果，雖有個別的醫生做下了孽，卻使醫療界的醫生們背上了壞名聲。
　　醫生們只有按照醫療規程行醫，合理地拿工資，合理地計報酬，恪守職業道德，心里才能得到安寧。當然，要想發大財，干脆就下海大干，經商的環境已經很好了，干什么都有機會發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醫生的治療一定要合理，給病人治好了病，醫院得以發展， 醫院可從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作為獎金發放給職工，但絕不能與開的藥方掛鉤。中國正在搞醫療改革，未來的發展一定是與病人的利益掛鉤，希望出臺更為合理的政策，促進醫院和病人的利益和諧發展。
　　中國在抗擊癌癥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各項預防措施不斷推出，關于癌癥的研究經費也在逐年增加，然而，中國所承擔的癌癥負擔卻越來越沉重——癌癥發生率持續增長，癌癥的致死率在不斷攀升。
　　目前世界上癌癥疫苗和各種新藥已經進入臨床試驗階段，但迄今為止，并沒有任何一個疫苗獲得成功�？茖W家沒有提供給臨床醫生更為有效的或可以治愈的藥物，臨床醫生在癌癥治療上既迷茫又亂用，這就好理解現在癌癥治療的亂象了，這也是必然的結果。
　　美國的科學家和統計學家表示，腫瘤的基因十分復雜，即使是在同一部位的腫瘤，一種藥物對某個病人有治療作用，但對另外一個病人可能毫無用處。
　　今天的醫師，大多都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和訓練，可以操作大型的現代化儀器和設備，擁有超凡的診斷能力，擁有找出疾病和把它消滅的能力，同時也擁有博士和博士后的頭銜。但是對于癌癥，醫師們有些手足無措�，F代化的腫瘤醫院與極差的療效不成正比，現代化的設備與生存率不成正比，治療費用與療效不成正比，病人們有權利要問，到底這是為什么？
　　有些癌癥在治療中不允許失敗，因為癌癥給予的時間太少了，治療一次的失敗，讓你失掉了有效治療的機會，像胰腺癌，晚期胰腺癌一年的生存率才5%。在這種背景下，臨床腫瘤研究者和醫師們迫不及待地要找出治療癌癥的新方法，積極探索一種既簡便有效又不傷病人身體的方法，來使數以萬計的癌癥病人生還或不再復發。臨床醫生決不能僅僅等待著科學家們的發明了，太慢了，等不起，癌癥病人每天都在煎熬，美國的抗癌戰爭也進行40年了，沒有真正的結果。
　　我是眾多的臨床腫瘤研究者中的一位, 我的研究所就是研究如何更合理、更有效地應用已知的抗癌藥物和相關藥物。幸運的是， 我發明了“緩釋庫療法”，在目前現有的設備及藥物的情況下，用好這些藥，本身就是貢獻，本身就是最好的合理用藥，我的“緩釋庫療法”給患者去除了病痛，帶來了福音，其有效率在逐年攀升，更可喜的是，胰腺癌有效率達到80%以上，一年的生存率達到60%以上。
　　要給予病人更好的照顧，除了有更好的治療方案，還要有更好的服務質量，就是要解決只看病而不看病人的問題，為了這個目的，我要求我旗下每個醫院細化服務流程，細化人員管理，提高服務質量，為此制定了院訓、榮恥觀、服務十二點和醫院的宗旨，違者必究，嚴重者無論是何人，一律開除。癌癥病人需要呵護，需要關心，因為癌癥是一個慢性又要命的病，不是感冒。
　　我們在北京開辦的腫瘤醫院，開業后的第一位病人竟是加拿大人，病人卵巢癌手術后，整個腹腔轉移硬化，也不知她從哪個美國人那里打聽到了我， 經過幾次電話溝通就來北京了，住院一月余，她的癥狀有所改善，腫瘤病灶經治療后好轉了很多。
　　回到加拿大以后，她的男朋友來郵件詢問：“什么時候能全好？花了兩萬美元，結果我們是不滿意的。”
　　“請不要急，耐心等等，要有一個過程。”我認真地給他回復。
　　“您不會騙我們吧？”
　　“我肯定不會，你花這些錢，病情現在是穩定的，她的感覺是舒服，而且還在進一步好轉。”
　　我們沒法再在郵件里交流，于是就擱置爭論。
　　2013年5月的一天，我又收到了加拿大的郵件，開始我不愿意看，怕是他在抱怨，結果一看，第一句話是對不起，第二句還是對不起，不過，他還有疑問，寫道：“腫瘤全部消失，可為什么等了四個月才消失？”
　　一個晚期的腫瘤，轉移病灶蔓延了腹腔，在加拿大已放棄治療，來到我們中國，我們說可以治，給了病人很大的希望，我們已經做出了努力和承諾，但不敢保證治愈，卻能保證療效。
　　我給他回復了：“腫瘤的死亡需要時間，每一個人的情況是千差萬別。”加拿大病人來中國，那是海外有些醫生知道我，了解我的“緩釋庫療法”，口碑的傳播。
當年美國洛杉磯的蘇唐生，得了肝癌，在洛杉磯的最大醫院希望之城做了肝癌的手術切除，可時間不久就復發了，肝臟出現了10個腫瘤，全身消瘦，皮包骨頭，美國是真正意義上地放棄了對他的治療，沒其他的辦法，他只好吃中藥，中藥沒有阻止腫瘤的生長，卻讓他的身體感到有點力量了，也就是這點力量，支撐著他，四處尋找新的治療方法，尋找著生命的希望。
　　那時，我的第一家醫院——泰美寶法腫瘤醫院剛開業，美國洛杉磯的《世界日報》就報道了我，蘇唐生看到了有關我的報道后，就開始尋找我。
　　電話打到了圣地亞哥我的辦公室，約好上午10點，我答應給他會診。那天，他一大早就到了，比預約的時間整整提前了2小時，他的女兒開車送他來的，我和他見面時，他正在喝著雪碧，吃著面包。
　　會診進行了兩個多小時， 他幾乎重復地問同一個問題， 那就是你如何保證療效。
　　那一年是1999年，我的醫院剛開業，我心中也沒有數，一切還在探討中，不像現在的我，只要把病情把握準確，就敢保證療效。
　　在一番討論后，他明白了，把藥物直接送入腫瘤內部，又緩慢釋放，邏輯上是有道理，有道理就值得去試，他下定了決心，買了機票，來到中國我的東平縣醫院。
　　醫院離縣城還有兩公里的路，他耐著性子，在我的小醫院一住就是一月，10個腫瘤被控制， 以后每過幾個月，他都會回到我的醫院配合治療，腫瘤病灶在我的治療下，逐漸縮小，就這樣治療了幾年。
　　十五年過去了，我非常驚奇！要不是我親身經歷過，我也很難相信，他居然活過了十五年。2013年10月我們的工作人員在網上與他通了話，也很高興他為我寫序。
　　實踐證明，“緩釋庫療法”多次治療的效果，要比一次治療效果明顯的好，生存期也明顯的長。就是這個道理，找對了醫院，找對了方法，還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因為多次治療費用要高一些。也就是說病人的積極配合加上合理的治療，形成一個良性的統一戰線。蘇唐生是我第一位來自美國的病人，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效果。
　　晚期肝癌，15年的生存期，美國的醫生們幾乎不相信這是真的，可他們自己心里很明白，那是洛杉磯最大的醫院確診的，那是通過手術和病理切片確診的，誰也抵賴不了的。
    有一位病人是美國的拉斯韋佳·湯姆，患舌根癌，美國醫生要給他切舌頭，他不干，才找到我，在東平的泰美寶法腫瘤醫院，經過兩個月的治療，他康復了。我與他一道回美國，幾周后他請我去他家玩，把我視為貴賓，一番招待，我都有點不好意思了，我還見到了他原來的醫生。至今已經十年了，他仍然活得很好。
    還有一位美國畫家，莫瑞爾，是在2003年非典時期來中國看病的，乳腺癌，堅決不手術，經過我們三個月的治療，腫瘤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身體漸漸恢復，還為我們好多朋友畫了素描象。 她在非典時期來中國看病的事跡，當時在中國講述欄目播出過兩次。
    我們的三家腫瘤醫院都創造出了不少的奇跡，那是因為我們手中有不止一個的新的治癌武器，其中最著名是獲中、美、澳專利的“緩釋庫治療”方法；骨友是專門用來治療骨上的癌，包括骨轉移癌的一套配方，很有效；友淋是用來專門治療淋巴結癌轉移的一套藥物配方；肝友是專門用來治療肝彌漫腫瘤的一套配方；腦友是專門用來治療腦轉移癌的一套配方。2013年這些藥物的配方和功能都拿到美國專利。
　　我們還有幾種小的秘密武器，但都是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情況下，藥物和設備的相互配合應用。

2.11我在西區大拆遷的得與失
 
    2008年，全國各大小報紙紛紛報道：2010年京滬高鐵要通車。這無疑給濟南西部大發展帶來了生機。
　　因為濟南西客站位于西部，上下領導們都忙于西部大拆遷，各種命令和措施政策下發了。順利地完成拆遷，對高鐵一年后成功通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西部的拆遷工作還沒完成，西部的建設土地就都在忙于招商引資了。在這次拆遷中，百姓的住房都得到了合理的安置，小房換大房，小產權變大產權，村民業主進了新樓房，因為群眾利益是根本，黨和國家很在意。
    然而中小企業就倒霉了，他們是國家的納稅人，又是招商引資的。這些中小企業的老板們心里明白，要顧全大局，個個也都在搬遷，他們心卻在流淚，因為這一搬遷，企業將損失很大，我也是這些企業當中的一員。搬遷企業誰也不想搬出濟南，企業本身是來自招商，都不愿去外地，因為它們已經成為地方的納稅人。政府本應當根據企業的性質和大小，重新安置搬遷后的企業，集中安排在開發區、創業園、工業園。但政府考核的辦法可能存在一定漏洞，只考核找來多少家企業，不考核跑了多少家企業，沒有把重新安置的企業算在招商引資內。
    政府本應該在本市或本區，讓企業重新建廠或經營，兌現原來的承諾，遺憾的是拆遷非常成功，而搬走的那些企業，一寸土地也沒有安置。為什么企業被政府招商引進的項目，就白白地讓其他地區輕易地招引走了？表面上看，騰出一大片地是政府西區發展的財源，但也不能成為一片沒有企業的空地吧。
　　濟南保法腫瘤醫院處在西部大拆遷中，由于腫瘤醫院的特殊性，在濟南很難找到一個像樣的樓房，再加上百姓們對于腫瘤病不是很了解，產生懼怕腫瘤傳染的心理，有房子閑著也不愿租給我們，租房子成了我們的一大難題，所以一拖再拖。
　　這是我的企業（山東保法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濟南保法腫瘤醫院）第三次搬遷。
　　第一次是2004年，之前我的公司位于經十路與山大路交叉口處的一座樓房內。2004年，由于經十路大修，我們搬到了經十東路原金裕大酒店，這是我們第一次搬遷，雖然搬家了，但沒有受到影響，這一年，濟南保法腫瘤醫院也開業了，經營了四年，醫院救治了很多的腫瘤患者。
　　第二次是2007年，全運會要在濟南召開，濟南保法腫瘤醫院又成了拆遷對象。花了近兩年的時間才找到了大金莊一座舊樓，由于地處西郊，與省腫瘤醫院毗鄰，百姓見怪不怪了，才得以重新安家落戶了。簽訂了十六年承租合同，隨后又簽了以租代買的協議，本想著再也不要折騰搬遷了，這樣可以穩定下來，因為一個醫院頻繁地搬家，非常影響醫院的經營。
　　可萬萬沒想到，2012年，我們又面臨著第三次搬遷，千辛萬苦才找到了一個暫時的棲息地，作為一個過渡。有了上幾次搬遷的經驗和教訓，加上腫瘤醫院搬遷難，實在找不到合適的地方，就考慮與政府協商征地安置。
　　在搬遷的過程中，多次與拆遷辦協商安置，可他們只管拆遷，不管安置，政府也沒有整體配套政策，安置問題就只能等待解決。我們只有東跑西奔地找有關部門，找有關領導，歷時大約半年多，在濟南僑辦領導的幫助下，給市長寫了一份請求，濟南市政府反復研究后，終于批示了征地安置。
　　由于搬遷醫院，經營受到影響，為此政府劃撥了土地，我們也算因禍得福，這要感謝政府對我們的支持。一座新的濟南保法腫瘤醫院將在濟南城西區建起，我們期待著新樓的崛起，期待著這第四次的搬遷，期待著醫院的新發展。
企業發展就是濟南發展，一個企業走了影響不大，這么多企業走了，對濟南就是一個損失。
 
 
第三篇 真情·友情



3.1與山姆一家的緣分

　　人這一輩子，有些緣分仿佛是天生注定的，我和山姆·科蘭一家就是這樣。
　　2001年7月，我接了一個美國電話，他叫山姆·科蘭，是斯坦林（Stainly）的朋友，他的兒子安德雷斯病了。斯坦林是我的美國病人，他病情好轉已經回國。
　　電話里，山姆介紹了他兒子的病情，我告訴他：“像這樣的情況，你們在美國治療也是可以的，但是可能副作用會很大，而我們的‘緩釋庫療法’是沒有副作用的，并且效果會更好，我個人歡迎你們帶孩子來中國治療，我會盡全力。”
　　此后就沒了音訊。
　　2001年8月2日上午，我正在病房忙碌著，我的手機突然響了，又是山姆，他先是客套了一番，介紹了一下安德雷斯的病情，末了，才說：“于教授，安德雷斯的情況已經很糟了，我們決定終止化療，您能來美國給安德雷斯進行會診嗎？”
　　我沒有想到，山姆是要請我去美國會診。遠渡重洋，赴美國會診，我有些猶豫，說：“如果你們決定來中國治療，直接來就行，根據你介紹的病情，安德雷斯在我們這兒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療，一點兒問題都沒有。”
　　“于教授，對安德雷斯的病情，您畢竟只是聽了我的介紹，并沒有親自診斷過，我們還是想請您來。”山姆語音急促、懇切。
　　丟下手頭一大攤子事兒，飛到美國，我實在抽不出身。
　　他大概估計到我有些猶豫，山姆接著說：“如果這樣繼續化療下去，再過兩三個月，安德雷斯就會死掉的……于教授，我們相信只有您才能救安德雷斯的生命�？墒悄�如果不來會診，又怎么知道能不能用‘緩釋庫療法’治療呢？”
　　山姆·科蘭的信任和誠意，醫生拯救生命的良心，我實在是沒法推辭了，最后答應了山姆的邀請，說會盡快辦理機票，盡快起程。
　　電話那頭的山姆激動不已，掛電話之前，還不忘補充道：“安德雷斯已生命垂危，請于教授快來美國，要快。”
　　2001年8月7日，我飛到美國，住進了山姆家。
　　到山姆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安德雷斯做了常規檢查。經過初步診斷，我明確地告訴山姆夫婦：“孩子的病，并沒有你們想的那么糟，用‘緩釋庫療法’完全能控制住病情。”
　　山姆夫婦一聽，大喜過望，除了盛情款待之外，還和我討論給安德雷斯做治療的一些事情。言語中，我感到他們吞吞吐吐，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似乎還有些什么瞞著我。
　　直到晚上10點多鐘，山姆才拿出一份資料交給我，然后囁嚅地著說：“于教授……我想……我想請您明天和我一塊兒去看個律師……”
　　我心里一驚：怎么還要看律師呢？
　　我一頭霧水地盯著山姆，問：“怎么回事？”
　　山姆還是訥訥地說：“于教授……對不起……您看看就明白了……”
　　這是一份法庭文件，里邊詳細記錄了雙方的言證，文件中可以看見多個“于保法”和“中國的東平”的英文字樣。
　　我還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怎么能和這份法律文件有聯系呢？”這時山姆夫婦才向我吐露了一切。
　　原來山姆·科蘭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從事經紀人工作，同時還經營著一家自己的酒店，生活富足。內莉與山姆結合后，就帶著兒子安德雷斯來到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生活。
　　1998年初，安德雷斯患上了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在此后的兩年半時間里，山姆夫婦拼全力挽留著兒子的生命。
　　或許是他們的愛感動了上蒼，或許是大劑量的化療起了作用，小安德雷斯的病情終于得到了控制。
　　噩運好像跟山姆夫婦過不去似的，沒容他們喘口氣，5個月后，白血病又侵入睪丸，安德雷斯患上了睪丸癌，再次入院治療。
　　經過會診，醫生建議切掉安德雷斯的睪丸。
　　聽到這個消息，山姆夫婦一下子懵了：如果按醫生的治療方案來做，就意味著安德雷斯將永遠變成一個廢人，長大懂事后，他將怎樣面對這個世界，將怎樣面對社會的歧視和心靈的煎熬！
　　考慮再三，山姆夫婦否決了這一治療方案。
　　醫生一臉的無奈，說那只能用常規的化療方法對病情進行控制，但因安德雷斯的癌癥是白血病入侵所致，在用藥上，要加大劑量，是常規劑量的兩倍，否則根本起不到治療效果。醫生最后強硬地說：“不切除睪丸可以，但大劑量化療你們必須配合，沒有一點商量的余地！”
　　萬般無奈之下，山姆夫婦只能點頭同意。
　　但他們是不甘心的，在對白血病進行化療時，安德雷斯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現在剛剛有點好轉，又要進行超大劑量的化療，他們擔心安德雷斯會吃不消。再者，在醫學技術比較發達的今天，他們總覺得會有一種比化療更好的治療方法，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于是，心急如焚的山姆夫婦一方面勉強配合醫生的化療，另一方面四處求醫問藥，打聽一種更好的治療方法。
　　斯坦林，山姆的朋友，同樣是做經紀人，告訴他：“我這兒就有一個更好的治療方法，你知道我得的就是睪丸癌，也曾被化療折磨過，可是我現在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你知道我在哪兒治療的嗎？在中國的東平泰美寶法醫院，開辦這家醫院的是中國留學生于保法教授，他發明了‘緩釋庫療法’，非常管用，我剛從那兒回來。”
　　斯坦林極力推薦山姆夫婦帶孩子到中國治病。
　　得到這一消息，山姆夫婦如獲至寶，他們繼續打聽有關我的各種消息，從網上搜集了大量關于“緩釋庫療法”的資料。
　　這遭到美國醫生的堅決反對，他們對山姆·科蘭夫婦的想法表示不可思議。
　　而此刻的山姆夫婦已經完全相信，只有我才能救他的兒子，他們試圖用斯坦林這一有力例證來說服醫生，沒想到卻把美國醫生惹怒了，大聲嚷嚷道：“安德雷斯的這種情況只有美國能治，其他國家都治不了。如果你們還不改變自己的想法，執意要帶安德雷斯去中國，我就告你們漠視法律，漠視兒童的生命安全……”
　　山姆夫婦茫然了。
　　在美國那么多年，我懂得美國的法律，兒童的權益是被列在首位加以重點保護的，即使是生身父母，如果在某些行為上讓美國社工覺得家長虐待了兒童，律師就會要求法官剝奪父母的監護權，父母甚至會有坐牢的危險。
　　山姆夫婦妥協了。
　　2001年7月7日，對安德雷斯的新的一輪化療開始后，安德雷斯出現了嚴重的副作用癥狀：全身雪白的肌膚變成了黃色，脫發、惡心、乏力，吃什么吐什么，并經常持續腹痛。到21日，安德雷斯的頭發幾乎全部脫光了，身體虛弱得也無法再下床活動，但天生活潑的安德雷斯還是時不時掙扎著想起身活動。山姆夫婦心痛如割，再這樣治下去，非把安德雷斯治死不可呀！
　　山姆再也等不下去了，他找到醫生，臉憋得通紅：“化療我們不做了。我決定帶安德雷斯去中國找于教授治療，即使你告我，我也不怕，我決定了！”
　　這一天，山姆夫婦強行把安德雷斯從醫院帶回了家，并開始申請辦理簽證，做來中國的準備。
　　8月1日下午1時許，山姆夫婦正在家里打點行裝，忽然有人敲門，山姆打開房門，不由驚呆了：門口站著一名黑人警察和兩名社工！警察帶著槍、手銬，后面停著3輛警車。
　　山姆懵了，趕緊問：“警察，發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敲錯了門？”
　　警察在證實他就是山姆·科蘭之后，對他說：“我們是來看安德雷斯的，我們要檢查一下孩子身體上有沒有被虐待的痕跡……”
　　原來，就在山姆夫婦將安德雷斯帶出醫院之后，那位醫生就寫了一封上訴信，告山姆夫婦虐待兒童，放棄美國傳統的治療，而去中國找所謂的“于教授”和其他療法。
　　在美國，凡是涉及到婦女及孩子的事情都是大事情，有專門的機構來監督和管理，只要這些機構開始懷疑你對孩子的待遇，那么你就成了他們監督和檢查的對象，你給孩子吃的和用的東西，你平時對孩子的行為和態度等都將在他們的監控之中。這時候，只要你的行為舉止有一點讓他們覺得過分了，你就將失去對孩子的監護權。
　　面對警察，山姆方寸大亂，硬著頭皮回答詢問。
　　警察問得很仔細，包括給安德雷斯停止化療后做了些什么，為什么要停止化療等等。
　　這樣僵持了45分鐘之后，見警察還不走，山姆就問：“你們是不是想把安德雷斯帶走？”
　　“是的，我們要繼續給安德雷斯進行治療。”警察面無表情。
　　山姆的口氣也強硬起來：“你們要是想帶走孩子，只帶一支槍來是不行的，我請你們走開!”
　　警察也不示弱：“好的，好的，我們一個小時之后再回來。”意思是他們會帶更多的人和更多的槍來，一定要把孩子帶走。
　　警察一走，山姆就招呼妻子內莉：“你快帶上安德雷斯走，我在這里等他們，要快！”
　　事情來得太突然，內莉更是亂了陣腳，匆匆將安德雷斯抱上汽車，駛出家門之后，卻一點主意也沒有了，打電話給山姆：“山姆，我該往哪兒走呀？”
　　“別管往哪兒走，先上路再說。”山姆唯恐他們母子會被警察發現，一心想讓他們抓緊離開。
　　一個小時之后，警察并沒有回來。又過了一個小時，電話鈴響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說：“明天下午1點半，法庭舉行聽證會，你們一家都要出庭！”
　　這時的山姆·科蘭反而冷靜下來，他想：如果再叫妻子和孩子一塊兒出庭，孩子就有被帶走進行強制化療的可能，那樣一切的努力都將前功盡棄。他將心一橫，打電話給已經在朋友家住下的妻子：不要回來，我自己出庭。
　　長夜難眠，山姆陷入長時間的苦惱，打官司從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兒，但是山姆已經沒有退路了。同時，他對贏得官司還抱有很大的希望，因為他的朋友斯坦林已經在中國取得了很好的治療效果，并且不光他一個人，斯坦林還能幫他提供更多，有先例，就有說服力。他明白那位醫生告他的目的，因為他剝奪了醫生掙錢的機會，化療就意味著他要付給醫生無數的金錢。
　　美國的醫療體制和中國是大不相同的。我們都知道，我國現行的醫療體制主要是以救死扶傷、服務大眾為目的，而美國卻恰恰相反，它不是服務機構，而是純商業機構，是以營利為目的。所以，在美國，醫生的收入都特別高，而美國人患了大病，如果沒有足夠的家底兒或醫療保險，是治不起的。
　　8月2日早上6點，山姆·科蘭就跑到律師樓，雇了一名高級律師。在向律師陳述完事實和自己的觀點之后，律師很無奈地搖搖頭，說這次聽證會他勝訴的希望并不大。這是因為，第一，在觀念上沒有幾個美國人會相信中國的治療能超過美國；第二，在法律上也沒有可以援引的案例支持，美國的法律不是單純地以法律條文來解釋法律，而是根據前面已經發生的、某一方面的具體案例作為參照物影響著案件的進展和結果；更棘手的是，這件事關系到兒童，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為難歸為難，律師還是和山姆一起上了法庭。
　　聽證會上，那位醫生非常激動，她指控山姆夫婦不給孩子進行正規治療，是虐待兒童，申請法庭剝奪山姆夫婦對孩子的監護權，將孩子交由社區少年兒童保護中心監護，并繼續進行化療。
　　“那么繼續進行化療能給孩子多大的生存機會？”山姆的律師一針見血。
　　“有50％的生存機會。”醫生回答。
　　律師步步緊逼：“能生存多長時間？”
　　醫生一時無語。在這之前，山姆也曾經無數次地這樣問過醫生，醫生也只是告訴他“有50％的生存機會”，但至于生存多長時間，卻從沒有說過。
　　在律師的再三追問下，醫生才如實地說：“50％的概率能存活5年！”
　　“50％的概率能存活5年！那你為什么不讓我們去中國治療呢？于教授那兒的生存概率是91％，存活時間更長久。”
　　“證據呢？我不相信”。
    是的，時間太倉促，山姆根本拿不出足夠的證據來證明這一點。他和律師無言以對。
　　法庭最后裁定：限山姆·科蘭夫婦在8月19日之前，將安德雷斯交由社區少年兒童保護中心監護，并繼續接受化療。不過，法庭還是給了山姆一個準備證據的機會：8月15日正式開庭審理此案。
　　熬過了聽證會的一兩天，山姆惶恐不安，對贏得官司幾乎不抱一點希望了，夫婦兩人開始做逃走的準備——決定拋棄家產，忍痛離開佛羅里達。
　　這時候，他的律師對他說：“我們不是沒有勝訴的希望，而唯一、唯一、唯一的希望，就是于保法教授出庭作證。”
　　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山姆的眼睛一亮：“真的嗎？如果是那樣，我們請于保法教授出庭作證。”
　　“可是他遠在中國，能來嗎？”律師表示懷疑。
　　山姆心里也沒有底：于保法這時候遠在中國的東平，和自己又素昧平生，他肯幫這個忙嗎？
　　“讓我想想……不管用什么辦法，我一定要把于教授請來。”山姆大有背水一戰的架勢。
　　又經過一夜深思熟慮之后，山姆終于又想出了一條妙計：以請求會診的名義讓我去美國。
　  結果，我還真的上當了。
　　聽著山姆夫婦的講述，看著那英文法庭文件，我明白了山姆夫婦的用心，也很理解他們：“那你們為什么不事先告訴我，我好有個心理準備呢。”山姆非常尷尬：“我……事情發展得太快了，簡直像一場噩夢。我當時這樣做，是怕嚇著您，怕您知道實情后不來了。對不起，我們真的不想傷害到您，因為只有您才能救我們的孩子！”
　　我當時懵懵的，雖然在美國待了那么多年，但畢竟對美國的法律了解不全面，雖然親眼目睹過醫療糾紛引發的官司，但從來也沒和法庭打過交道。
　　拿著法庭聽證會的文件，我許久沒有出聲。
　　雙方一時間都沉默無語，不知該如何應付此事。
　　一切來得太突然，突然得讓我始料不及，突然得讓我連思考的余地都沒有。
　　這實實在在是一個讓人難以承受的請求。
　　這也不是一件例行公事或者一個例行治療，然后只需治療、只需等待就足夠了。處理好了，病人感激你；處理不好，病人批評你；處理壞了，病人受痛苦，自己受著心靈的懲處。這件事與例行治療有著本質的不同，有著根本的區別。更何況，這件事情的后果將是不可估計的，等待著的結局也一樣是不堪設想的。
　　要不是我人已經到了美國，說破大天，八抬大轎，我都不會去美國——因為我面對的是強大的美國法律。
　　中國和美國畢竟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我自知自己不是救世主，對美國的適用法律必須尊重。同時我也明白，如果我要接受山姆夫婦的請求，就必須懂得遵守規則，學會扮演角色，履行職責。
　　如果把這場官司比作一場戰爭的話，山姆夫婦就把我推到了陣地的最前沿。上，就意味著自己必須和并不熟悉的美國法律進行一場近距離肉搏；撤，又意味著將眼睜睜地放棄安德雷斯的生存希望，甚至山姆一家的生活希望。
　　既然已經來到了奧蘭多，撤，只能是下下策了。
　　2001年8月8日上午，我隨山姆·科蘭一起去見了律師。
　　律師非常懇切地請求我隨他出庭作證。他說：“現在的情況對科蘭夫婦極為不利，因為我們沒有證據。如果您不出庭作證，這次開庭是毫無意義的，科蘭夫婦肯定會輸掉官司。”
　　我沒有立刻答應：“允許我考慮一天，因為怎么才能幫到你們，我心里還沒有數。”
　　從律師樓出來，我就開始想：我在中國治療了這么多癌癥病人，像安德雷斯這樣的病我也治過，也治療過數十名美國病人，這些例子足以能夠說服法官，而且我的治療并不是純中醫的，是在中西醫的基礎上，用整合醫學發展而成的“緩釋庫療法”，有理有據，我可以一試。
　　事隔一天，我答應了山姆夫婦的請求，出庭辯護。當時，山姆激動得直搓手，而內莉已經是熱淚盈眶。
　　按照律師的要求，我著手寫了一個治療方案，轉交給了法庭。
　　一切準備就緒之后，就等著15日開庭。
　　說不緊張是不可能的，因為民族文化的差異，想用一個通俗的形式表達一種復雜的理念給另一個民族，不是那么簡單的。首先，做法和想法就有著天然的差異，實施者無意中又衰減了幾分，到了接受者那里還將流失一些信息，最后的結果就可能是南轅北轍。
　　想用自己的醫學理念說服法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山姆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說：“您不要緊張，我和夫人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15日上午，內莉就會帶安德雷斯躲出去。如果這次我們輸了，我會讓內莉帶孩子先回厄瓜多爾，然后再曲線去中國找您治療，我一個人留下來看家。如果他們問我夫人和孩子去哪兒了，我會說不知道。”
　　我也只能背水一戰了。
　　8月15日下午2點，法庭正式開庭審理科蘭夫婦虐待孩子一案。
　　法庭上坐滿了旁聽的人，沒有一個人隨便說話，沒有一個人胡亂走動。法官和當事人雙方都緊繃著臉，整個氣氛凝重、肅穆，好像連時間也凝固了。
　　大家都在默默等著，在等待著一個事關小安德雷斯命運的判決結果。
　　這一切，就像一場惡戰即將開始，那氣氛、那情景，讓所有的人都感到緊張不安，都感到無法平靜。
　　我更是異常緊張，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上法庭，還是在異國的法庭，不難想象，當時我肯定是個手足無措的家伙。
　　面對美國醫生和滿庭的旁聽者，只有我一個黃皮膚的中國人。
　　從醫生涯中，曾給病人做過大大小小無數次“緩釋庫療法”，就是在事關人命的那一針下去的時候，都沒有聽到過自己的心跳，這一刻，我聽到了，咚咚咚地撞擊著胸墻……心里沒底啊。
　　不知道法官會問一些什么樣的問題，更不敢想象，如果自己作證不利，敗下陣來，該怎么從眾多美國人的目光下，走出法庭……
　　看著眼前這些金發碧眼的面孔，突然感到是這樣的熟悉又是這樣的陌生。當年我在美國留學，他們是那么熱情、友善，雖然窮，但同他們的感情卻很融洽。而如今，就感覺一下子變得這么敵意？我從美國醫生及一些旁聽者的眼中，看到了這種距離感和生疏感。他們瞅著自己時，就好像是在瞅著一個敵人，盯著一個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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