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旅游翻譯中的種種問題造成了翻譯質量低劣，尤其旅游景點公示語中的英譯問題，其翻譯質量低劣，這樣會大大降低景區、景點及旅游地的品位。因此，旅游景點公示語翻譯問題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翻譯觀綜述

呂俊教授提出的“建構主義翻譯學”認為建構主義翻譯觀以建構主義思想為指導，注重交往理性、實踐哲學，共識性真理觀，以言語行為理論作為其語言學基礎。較之語文學范式、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解構主義范式，建構主義翻譯研究是一種更合理的新的范式（呂俊，2005：35）。本文所研究的對象是旅游景點公示語是旅游語篇一種，其翻譯不是機械的文字轉換，而是一種交際性很強的活動。為了交際的成功，譯者需要有正確的理念作為理論上的指導。傳統的翻譯理論沒有擺脫以原文為中心和力求譯文與原文對等的模式，顯然不能給予旅游翻譯有力的理論支持。鑒于旅游景點公示語翻譯的強交際性特質，新興的建構主義翻譯觀能夠很好地滿足這種理論要求。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在國外，公示語的翻譯研究已有著較長的歷史，早在1959年，Vinay&Darbelne兩位學者就開始了對公示語的研究。Vinay和Darbelne認為，在譯語文化情境與原語情境不一致或是語義有差異時，為了實現功能上的對等，往往需要使用編譯；而編譯只是其中一種翻譯方法，也被稱為非直接的翻譯，譯文不能完全照搬原文的結構與概念。Connor認為公示語是提供給特殊群體的關注，其目的是完成一個特定的交流目的（connor，2001）。20世紀80年代初，Canale&Swain（1980）提出了涉及語法能力、社會語言能力、策略能力等的交際能力思想，其中社會語言能力包含語用能力，指語言形式的正確性及所表意義的恰當性（冉永平2006：48）。

在國內，早在2006年羅選民就提出公示語翻譯是一個嚴峻的課題。加強公示語翻譯的研究和采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治理北京的語言環境、改善公示語翻譯的質量是我們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羅選民，2006：66）。而“旅游翻譯，由于其特殊性、多樣性與復雜性，仍不為我們翻譯工作者所熟悉和掌握”（黃友義，2007：187）。在國內，較早關注公示語漢英翻譯的是中國學者何自然（皮德敏，2010：131-134）。他于1998年主編了《社會語用建設論文集》，從語用學的角度探討公示語的英漢翻譯及常見的語用失誤問題。同在1998年，倪傳斌和劉治也在《上海科技翻譯》發表了關于標記語英譯原則的文章。自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并參與到該領域的研究。2002年，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立項并資助了“漢英公示語翻譯研究”，成立了公示語翻譯研究中心。2005年9月該校成功召開了首屆全國公示語翻譯研討會，極大地推動了國內對于公示語漢英翻譯的研究。《中國翻譯》則開辟了“公示語翻譯”專欄，引領全國在該領域的研究。以上研究夯實了本課題的研究基礎，為進行有的放矢地研究提供給了寶貴的資源。

為了進一步精準定位研究方向和內容，筆者在中國知網上做了大量的檢索工作，將有關“建構主義翻譯學”研究的期刊（2006年-2016年）進行歸類（表1）統計得出：關于“建構主義翻譯觀下外宣或者文學作品翻譯”的研究一共9篇，主要是對唐詩、宋詞、文學作品以及宣傳語等翻譯研究，其中黃慧、賈卉以《2005年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的翻譯為實例，針對外宣翻譯的獨特性，提出在外宣翻譯時要正確理解原文；對中國特色的詞語進行解釋性翻譯；符合譯入語的表達習慣；根據語境，一詞多譯；尊重原文，再現語體風格（黃慧、賈卉，2007：38）。這一方面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建構主義翻譯觀對翻譯活動指導作用；關于“建構主義與翻譯教學”的研究有5篇，其中黃遠鵬教授認為翻譯教學應融合建構主義各派之長，培養不同翻譯能力，開展有針對性的教學實踐和研究（黃遠鵬，2013：65），也充分肯定了建構主義對翻譯教學的指導意義；另外10篇是關于“建構主義翻譯觀（學）”的總評或者綜述，總結了近年來關于建構主義翻譯學方面的研究狀況、發展以及取得的成果。呂俊教授提出在翻譯研究中采用建構主義理論，認為翻譯是人們用語言對生活世界的社會現實的一個重新建構過程，同樣是由社會、文化和個人的一種互動性的共同建構。而另一方面，建構主義理論的一些理論特點也很適合我們用來反思以往的翻譯研究范式和建立新的譯學知識體系（呂俊，2005：35）。

除此之外，筆者還從“旅游景點公示語翻譯所采用理論角度”對中國知網期刊的176篇相關論文（2006年-2016年）進行了統計和歸類（表2）。其中26篇以功能翻譯理論為基礎來研究旅游景點翻譯的問題：徐敏、胡艷紅指出在進行對外宣傳文案的翻譯時，應充分考慮其文本的“感染”功能，從了解層次、認同層次和誘動層次這三個方面闡述了對外宣傳文案的翻譯原則和具體翻譯策略；肖姝也以功能主義目的論為基礎，指出海南公示語英譯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提出規范海南公示語漢英翻譯的建議。可以看出功能翻譯理論其優勢不可忽視，而建構主義翻譯理論也正會利用其優勢，為我所用，完善翻譯范式；此外，還有學者運用異化、歸化翻譯策略和生態翻譯學對旅游景點公示語英譯問題進行研究。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在翻譯領域提出的理論或取得的優秀研究成果在很多方面為本課題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研究資源，使課題組成員開展新的學術探索成為可能。但是，不難看出文獻中較少有從建構主義翻譯觀角度對旅游景點公示語英譯問題進行研究的。而且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關于“旅游景點公示語翻譯研究方面的研究”有119篇相關論文基本沒有理論支撐，比例比較龐大，同時通過研究這些成果發現：大多數研究或是簡單地羅列旅游景點公示語中英譯的問題，或是單純分析這些問題現象，提出相應的策略。看似有理有據，其實缺乏理論支撐，沒有對問題形成的原因進行研究，因此其研究成果經不起考驗，也很難得以推廣。以上現實需求和理論研究需要成為進一步研究公示語翻譯問題的契機。

三、評述

1.理論意義：過對建構主義翻譯理論的研究成果梳理和總結，對比其他翻譯理論，揭示其優勢，以及探索其為何適用于旅游公示語翻譯的理據是對建構主義翻譯理論的學習與繼承，并拓展了建構主義翻譯理論的意義空間。彌補大多數這一領域問題研究沒有理論支撐的缺陷。另外，以建構主義翻譯理論為基礎，以翻譯實踐問題——旅游景點公示語英譯問題為研究對象，因此，其成果對于翻譯教學和翻譯實踐具有積極的影響，能夠很好地促進翻譯學科建設。

2.實踐價值：旅游翻譯中的種種問題造成了翻譯質量低劣，尤其本課題研究的旅游景點公示語中的英譯問題，其翻譯質量低劣，這樣會大大降低景區、景點及旅游地的品位。因此，旅游景點公示語翻譯問題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運用建構主義翻譯理論探索旅游景點公示語英譯問題，期待課題成果能夠對要實現著名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目標、旅游文化強國戰略的實施、使旅游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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