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中葉中國與西方列強發生正面沖突并遭受空前挫折以來的百余年間，作為學習西方的重要手段，翻譯介紹西方科技文化典籍，成為中國文化人矢志不移的追求，于我民族開眼看世界，打開國門走向世界貢獻良多。

由于承擔著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晚清到民國時期的翻譯事業，始終籠罩著一種迫切的現實功利性，翻譯事業的從事者難有從容抉擇的余裕和學術興趣：林則徐、魏源輩在“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指導下，以“洋人旦夕之所為，纖悉必獲聞”為目標而組織的外國報刊資料翻譯是如此，洋務派京師同文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對西方科技書刊的翻譯，嚴復等所代表的維新志士、民主革命派對西方政治思想的譯介，乃至新文化運動以來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也莫不如此。警醒國人、救亡圖存的當務之急，決定了這一時期翻譯活動不可能以純粹的學術發展為追求目標。

然而，即使在國難當頭的艱難時期，我國的優秀學者對于純學術的“無用之大用”也始終抱有清醒的認識，并未放棄對純學術的追求，而譯介西方先進學術以求改造中國學術的落后局面，是其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20世紀前半葉，賀麟、朱光潛、潘光旦、馮承鈞等一代杰出的學院派學者致力于譯介外國重要學術著作，將西方哲學、美學、心理學和歐美漢學等領域的眾多經典作品譯介給我國學術界，惠澤中國學術，于中國學術之進步厥功甚偉。

20世紀50年代以后，新中國對馬列經典著作和蘇聯等國的學術作品，組織了大規模的翻譯活動，一時間翻譯事業出現了相當的繁榮。“文革”時期，我國的學術事業實際上陷于完全停頓狀態。70年代前半期，相關政府部門組織翻譯工作，主要是服務于外交活動的需要。這一時期的翻譯工作雖有繁榮的外表，但對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發展，沒有發揮應有的推動作用。

8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學術研究逐漸恢復正常，翻譯事業作為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獲得空前的活力，大量優秀譯作陸續出現，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學術事業的發展，使我國學術界重新接觸到前沿的國際學術。伴隨著中國走向世界的步伐，經過學術界近20年的奮力開拓，中國學術從封閉走向開放，走上以“無用之大用”為目標的正確學術軌道，這其中，翻譯事業的貢獻不可埋沒。可以說，隨著生活和治學條件的不斷改善，中外學術交流的加強，中國學術獲得了近百余年來學者們夢寐以求的客觀環境，翻譯事業發揮其溝通中外學術巨大功能的時機已完全成熟。

然而，目前的學術界有一可堪注意的現象：在學術繁榮的景象之下，學術界對翻譯事業的意義明顯估計不足，翻譯事業在學術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未得到充分重視。不爭的事實是，在各大學和研究機構中，翻譯作品很少或干脆被拒絕承認為學術成果；除了在讀者面較廣的外國文學翻譯界設有專門翻譯獎外，其他學術領域如史學、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和美學等領域，迄今尚未有單獨的翻譯獎項；對照時下名目繁多的“課題”、“工程”之類，翻譯事業不管規模多么宏大，從未獲得立項資助的機會。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每年都有大量的翻譯作品出版。應當承認，這些作品中有些是質量上乘的翻譯力作，但更多的是出自學徒輩的年輕人之手的“快餐性”作品，這些作品的譯者大多沒有接受專門訓練，更沒有經歷必需的較長時期的翻譯實踐。翻譯事業所處的這種局面，使不少有才華和能力的學者不愿意從事翻譯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其結果是，價值高、難度大的學術著作的翻譯幾乎成了“智者不為”的行當，少數“素心人”的寂寞事業。概言之，目下學術翻譯的現狀是，外行者無力從事翻譯但大多看不起翻譯，平庸者樂于為之但大多做不好翻譯，高明者重視翻譯但大多絕緣于翻譯。例外不能說沒有，但情況大致如此。

學術翻譯事業之所以遭受冷落，首先是因為學術界長期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即認為翻譯只是技術性的工作，不過是文字轉換的雕蟲小技，算不得真正的學問，只要外語好就可以從事翻譯；更有甚者，認為外語不怎么樣，借助字典也可以從事翻譯。其實，這都是極大的誤解。果真如此，翻譯就是天底下最簡單、容易的事情，翻譯家就是人人可以做的了。事實上，沒有較為淵博的專業知識，沒有對于中外語文的熟練駕御，而欲求高質量的譯作，只能是不可企及的夢想，其情形類似聾子聽雅樂，太監配美女，蹩腳畫師欲為傳世之作。

其次是不少人持有一種偏見，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重要學者多不從事翻譯活動。其實，這也是似是而非的見解。事實是，在西方學術界，大凡優秀的學術著作，尤其是歷史上公認的經典著作，都有英、法、德、意等多種譯本；而且，西方主要語言文字的關聯性和相似性使歐美學者掌握幾種主要語言，遠非如我們那樣困難。而反觀我國學術界，不通外文者不乏其人，能較好運用一門外文已屬不錯，熟悉兩種外文算得上杰出，掌握三種以上外文幾乎可以“國寶”視之。在這樣的境況之下仍然看輕翻譯事業，無異于自甘落后。

在“全球化”形勢咄咄逼人的今天，學術事業已無所謂“中外”和“東西”，原來人為分割的學術畛域已經被越來越多地打破，中外學術之間學習借鑒，互通有無，已成為影響學術發展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一。外國學者固然需要借鑒中國學者的成果，但對于我們中國學者而言，既不讀外國學者的著作，又不重視翻譯，自視清高、孤芳自賞，以閉門造車為滿足，欲求不落于閉目塞聽、孤陋寡聞之境，實為萬難也。

早在20世紀初，著名學者王國維就說過：“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今日中國學術，離不開對國際學術的密切關注和跟蹤。得預世界學術潮流，徹底打破中外學術人為的藩籬，是學術發展的重要條件。但要做到中外不隔，有計劃、有規模地譯介外國學術著作，當為必要手段。可以斷言，只有翻譯事業得到充分的重視，最優秀的學者大力致力于翻譯，我國成為翻譯強國，我們的學術研究才有可能與世界強國并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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