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指出：文學和文學翻譯都是通向一個和諧世界的重要橋梁，因為這兩者的創造與合作能使不同的人們心靈相通，共享精神的盛宴。中國文學在走向世界的歷史進程中一直都是步履維艱。而進入新世紀后，特別是自2012年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以來，我國掀起了一股文學外譯熱潮，“走出去”的形勢似乎一片大好。國家層面的翻譯研究中心和文學對外傳播工程拉開帷幕；大陸及港澳地區各大出版社策劃的一系列外譯著作陸續登陸海外市場；學界就文學外譯展開的專題研究和學術會議也如火如荼。然而，在肯定文學外譯事業已取得較大成績的同時，尚需對外譯熱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及其原因進行冷靜而深入的反思與總結，給這股熱潮“降溫”。
　　筆者認為，當前的文學外譯至少存在以下幾項弊病：
　　文學外譯需要知己知彼
　　首先，缺乏自我反省與正確定位。文學外譯要求我們對自己的文學有“自知之明”，即明曉中國文學的基本特色及其在世界文學中占有的地位，夜郎自大與妄自菲薄均不可取。而當前這兩種傾向卻頗為突出，前者表現為強勢硬性、不顧及傳播效果的文學輸出，典型的例子是用“中國英語”（Sino-English）進行文學外譯。這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漢語文學仍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其國際影響力遠不及英語文學，用“中國英語”翻譯的文學作品恐難有廣闊市場。后殖民主義理論不遺余力地批判西方文化的霸權主義，強調東方文化的價值與魅力。而如果我們就此洋洋自得，并擺出居高臨下的文化姿態，則于外譯毫無益處。另一方面，妄自菲薄的傾向折射出強烈的文學自卑與文化焦慮情緒，其典型例子便是熱衷于對外傳播反映中國落后閉塞面貌之作品，以刻意迎合部分西方讀者的“特殊”口味。這無疑使外譯文學蒙上塵垢，甚至蛻變為“黑色文學”，進而導致中國文學被整體誤讀，中國則被解構為“敵托邦”（Dystopia，即糟糕的社會）。
　　筆者認為，文學外譯需做到知己知彼、自信謙遜。一方面，我們應充分肯定中國文學特別是當代文學的獨特魅力。另一方面，我們應直面并反省部分中國外譯文學作品未能脫穎而出的根本原因，虛心學習國際上非通用語言文學譯作的成功經驗。正如張南峰教授指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在不損害中國文化精神的前提下，以最合適的方式來解讀和翻譯最合適的作品，從而消解文化分歧，滿足外國讀者閱讀需求，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缺乏優秀的翻譯批評家
　　其次，當今中國不乏一流的翻譯家，但是缺少不落窠臼、獨樹一幟的翻譯批評家。套用余光中先生的說法，時下“二房東”式的翻譯批評家，即貧于思想、貧于個性，甚至是貧于文字的批評家較多。此言非虛！且看《中國翻譯詞典》對“翻譯批評”的定義：“翻譯批評即參照一定的標準，對翻譯過程及譯作質量與價值進行全面的評價”。換言之，翻譯批評應是具有理論支撐、基于總結反思、主觀與客觀尺度統一的全方位評價活動。而反觀當前的翻譯批評，人云亦云、隨感式、直覺式的揄揚歌頌成為主宰，話鋒犀利卻閃爍理性之光的批判極度缺位，似乎應景捧場的書評和東抄西襲的空論成了翻譯批評的全部。究其緣由，無非如下：翻譯批評家囿于傳統的翻譯批判范式，往往視翻譯作品為譯家才華與靈感的結晶，因此語言層面的佳譯賞析和誤譯辨究成為批評的主要形式，譯家的遣詞用句成為評價的主要對象，而對翻譯作品的結構性、接受度，譯者的翻譯策略、翻譯觀等諸多密切關聯、相互制約的要素的批判則顯得面目模糊、言語支吾。
　　回顧現代文學史，文學的發達與文學批評的繁榮總是相伴而生。同理，沒有精當而堅實的文學翻譯批評就不會有文學外譯的真正繁榮。劉云虹教授認為：“作為溝通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并促進兩者之間形成積極互動關系的橋梁和紐帶，翻譯批評無論對翻譯實踐的開展或對翻譯理論的深化，無疑都應該是最充滿活力的一種建構力量”。在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新歷史語境下，翻譯批評必須深入探討文學外譯的翻譯價值、翻譯理念、翻譯標準和翻譯方法等問題，著力解決目前文學界和翻譯界存在的分歧與矛盾，承擔起批評應盡的責任，散發出批評應有的熱度，為中國文學在異域的生根發芽貢獻力量。
　　缺少與國外知名出版機構的合作
　　再次，對海外翻譯家重視不足，與國外出版機構合作有待加強。長期以來，我國的外譯工作主要依靠本土譯者，采取異化策略，目標文化的規范和體系被嚴重忽略。胡安江教授指出：正是上述不當的譯者模式和翻譯策略阻礙了文學的“走出去”。英國漢學家葛瑞漢（A．C．Graham) 在上世紀60年代曾說：“分析中國詩歌時，我們不宜太過放肆；但至于翻譯，我們則當仁不讓。因為翻譯最好是用母語譯入，而不是從母語譯出，這一規律幾無例外”。譯者應將母語作為譯入語的這一原則決定了我國文學外譯的最佳實踐者是海外漢學家和翻譯家。而目前，文學外譯組織者們并沒有充分利用這一翻譯群體，知名的外籍翻譯家也局限于下列幾位：葛浩文（HowardGoldblatt）、藍詩玲（JuliaLovell）、杜博妮（BonnieS. McDougall）、狄伯杰（B.R.Deepak）和飯塚容（Iizuka Yutori）等。
　　如何吸引更多優秀海外漢學家參與中國文學的外譯事業，是翻譯界需要共同思考的重要問題。設立“漢學家翻譯基金”、“國際中文翻譯獎”，完善“文學外譯人才庫”，開展海外譯者“駐地翻譯”，即定期征募外籍翻譯家來中國訪問交流、與中國作家直接對話等都是可行措施。而加強與國外知名出版機構的合作，拓展海外傳播渠道，研究海外讀者的閱讀偏好和文化立場，并進一步培育讀者群體也是文學外譯的題中應有之義。
　　最后必須指出，筆者上述所有批評無意針對任何個人或機構，旨在為文學外譯事業的健康發展建言獻策！
　　文學外譯，道阻且長，行則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