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國內米蘭·昆德拉最負盛名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譯者；他所率領的南京大學法語博士點在國內第一個開宗立派，為國內法國文學翻譯輸送了大量人才；他是2008年諾獎得主勒·克萊齊奧作為候選人的推薦人，克萊齊奧在中國翻譯出版的作品，幾乎都和他有關。他就是許鈞，目前國內法國文學翻譯的大家之一。
 
剛剛出版的米蘭·昆德拉的新著《相遇》，直接采用了臺灣譯者尉遲秀的譯本。據出版社解釋，因拿到版權太晚，為了盡早出版未能重新翻譯。但許鈞仍然是解讀米蘭·昆德拉的第一人選。日前，記者電話采訪了南京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博士生導師許鈞，就這部新作的文學史價值、“昆德拉熱”現象的幾度流行，以及當代法國文學的評價等話題一一解讀。
 
和昆德拉多維度的相遇
 
《文化廣場》：把《相遇》放在米蘭·昆德拉的整個作品體系中來看，如何評價他這本新作？
 
許鈞：昆德拉的創作是多樣化的。他早期寫過劇本，后來也寫過小說，同時還有一些關于藝術的思考，像《小說的藝術》等。這次他出了一本《相遇》，這本書實際上有多個層面的解讀。在我看來，首先他是與各種類型的藝術家、知音的“相遇”，比如說他跟小說家、畫家，包括鋼琴家的“相遇”。第二種相遇，是與他自己走過的整個藝術歷程的一種重新“相遇”，這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相遇”。在昆德拉看來，什么是“相遇”？他說像石頭的火、電的光，叫石火電光。后面還有個字，叫“偶然”，“相遇”最重要的是它的偶然性。這種偶然性它又在必然之中。很多事情，有的時候難以相遇，那是因為我們的眼睛被很多東西給蒙蔽了。在他看來是給哪些東西給蒙蔽了？一種叫做成見，一種就是社會的定見，還有一種就是意識形態。所以他認為，我們要有一些新的相遇，跟自己的知音相遇，跟藝術相遇，甚至跟自己藝術的過去相遇，必須要去除這些蒙蔽自己眼睛的東西。
 
他這部著作應該說是非常重要的。對于普通讀者來說，他就像在指點我們，把他自己偶然遇到的，一輩子偶然發現的東西，指點給我們，這是第一重收獲。第二重收獲是，他小說中的很多問題，在這里都得到了解答，比如說什么叫“流亡”，什么叫“母語”或“第二語言”。我是在從南京去上海參加書展的路上讀了這本書，只用了兩個小時。我一看就像遇到了知音，所以我跟它之間也構成了一種偶然相遇的關系。這種相遇它會帶來什么呢，帶來一種驚喜：“啊！原來如此。”這是第一。第二呢，它會讓你發現新的東西，所以我說這是一部確實不錯的好書。
 
兩次“昆德拉熱”大不同
 
《文化廣場》：昆德拉在1980年代末的聲望最高，而他的作品這幾年才在國內流行起來，中國讀者對昆德拉的接受史是不是和世界文壇存在一個時間差？
 
許鈞：談到昆德拉的小說在中國的接受史，韓少功對發現他、傳播他起了很大作用。韓少功在1987年就翻譯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出版了，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昆德拉在臺灣、香港、內地的影響特別大。王安憶曾說，她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讀到了兩個關鍵詞，一個叫“政治”，一個叫“性”。“政治”是公共層面的東西，而“性”呢，又是私人空間。實際上這部書涉及到人生活中兩個極端隱秘的空間。另外這部書在中國的傳播，跟電影《布拉格之戀》也有很大關系。2003年，昆德拉的整個藝術作品，包括他的三部曲《慢》、《身份》和《無知》都引進之后，他在中國的接受群體發生了一些變化。
 
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知識分子讀得比較多，現在的接受群體就比較多元。探討小說藝術的人去讀，會認為它是小說藝術的一種發展；也有從小說本身詩學的角度去解讀。關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網絡上的討論已經接近3000條，有的文章最長有七八千字。我接觸過各種各樣的昆德拉粉絲，有年紀大的，也有年紀小的，一個共同之處是都結合自己的生命境遇，慢慢回歸到小說本身。一部好的小說，它的接受一定是多元化的。不久前有朋友說昆德拉已經慢慢退出已經過時了，我說沒有，他是慢慢走向經典。
 
他的身份讓他很尷尬
 
《文化廣場》：米蘭·昆德拉今年已經81歲，在他的全部創作中，您覺得哪一部是最好的？
 
許鈞：我仍然覺得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文化廣場》：一直以來，大家都認為昆德拉應該得諾貝爾文學獎了，但現在很多人認為，他得諾獎的最佳時機已經過去了。您如何看待？
 
許鈞：昆德拉的作品，每一部都不錯。但近年來，他的創作慢慢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他早期的一些創作，都是跟東歐的歷史、政治、社會語境結合在一起的；到了后期，包括《慢》和《無知》，他已經開始談“回歸”了。為什么《無知》不在法國出版？因為法國人有一段時間已經開始對他質疑。最早他到法國，用另一只眼看東歐國家的社會制度，還有一種新奇感。可當他開始談“回歸”，這時他的小說能給法國人帶來什么？這就是他的問題，他的身份讓他很尷尬。所以，現在他已經開始進行一些總結式的創作，包括《相遇》。我認為他不可能再有更重要的作品問世了。
 
 “沒有大師”才是大進步
 
《文化廣場》：很多人說如今法國文學衰落到了極致，不少當代作家甚至連格里耶的水平都達不到，可是2008年勒·克萊齊奧獲諾獎之后，又有一種聲音說法國文學還沒有衰落。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許鈞：很多人都說，世界范圍內當代文學都衰落了，這是個沒有大師的年代。我覺得這是人類一個多么大的進步啊！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沒有神也要造出個神來，把自己的命運寄予神。后來我們又在俗樂世界把命運寄予一些救星，寄予一些所謂的權威。人類一旦走進一個多元的世界，大師就會慢慢褪去。即要出現的就是這么一個多元的世界，而且將以它的豐富性而著稱。
 
法國文學從19世紀開始，各種“主義”很盛行。浪漫主義如雨果，現實主義如巴爾扎克，自然主義如左拉，存在主義如薩特，包括新小說、荒誕派戲劇等等，但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文學很難用哪個“主義”去框了，例如勒·克萊奇奧。為什么法國小說都是與思潮結合在一起，以哲學為先導，因為他把小說作為我們了解人生、表達人生、揭示人生的一個方式。應該說當代法國文壇有不少作家值得關注，像莫迪亞諾和佩雷克，最近莫迪亞諾的《青春咖啡館》和佩雷克的《物：60年代紀事》都剛剛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優秀的小說家還是在不斷地出現，只是離當下越近，越難發現他們的價值，我相信20年以后新一代就會慢慢獲得認可。還是需要一些時間來評價我們的文學作品，因為一個文學作品的生命，是在不斷傳承中體現的。它的權威性也好經典性也好，都需要時間來證明。所以我們現在不要忙著說我們的文學死了，或者暗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