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迪恩·圖里是一位橫跨兩個學科領域的比較文學學者和翻譯理論家。最近聽到他去世的不幸消息，我倍感哀傷，因為當今的國際比較文學研究界和翻譯理論界失去了一位大師級的理論家，我個人也失去了一位雖然交往不多但彷佛卻神交已久的老朋友。來自以色列的圖里被認為是當代描述翻譯學的奠基人和國際翻譯學界的重要學者。圖里在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兩個領域的成功，充分展示了來自小民族的學者經過自己的努力完全有可能成為世界性的大家。

20世紀70年代西方譯學研究的重點主要還是文本的實證研究、翻譯過程的描寫，以及文學翻譯本身，以此為基礎的跨學科整合及文化轉向產生于80年代。以色列學者吉迪恩・圖里在這個領域所做出的獨特貢獻成為其重要的理論淵源。同時，圖里也為現當代譯學研究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因此值得我們在此進行深入的討論。本文旨在對圖里其人及其主要理論貢獻作比較全面的介紹。 

1.吉迪恩・圖里其人 
 
圖里出生在以色列的一個港口城市――海法市。從兒童時期就開始翻譯短篇故事等各種文章，其后，做過兒童周刊助理編輯。由于受意識形態的影響，他的父母不讓他使用德語，所以他的翻譯大都是英語。圖里的翻譯生涯是從文學開始的，做一些把英語譯成希伯萊語和把阿拉伯語譯成希伯萊語的工作。最初，圖里并沒把翻譯看成是一種職業，從事翻譯只是為了生活。1966年，他大學志愿填報的是新聞專業，在經過一段學習之后，他感覺新聞不是他所期望的，便離開了。第二學年結束時，學校新創建了文學研究專業，當時的創辦人正物色能夠勝任助教的學生，圖里就報名參加并成為該專業的奠基人之一。就這樣他一步一步深入地了解，從而最終走上了翻譯研究的道路。在圖里走向翻譯家的道路上，尤金奈達是第一個對他產生深遠影響的人。奈達的《翻譯的科學》是圖里讀過的第一部有關翻譯的讀物。卡特福德的著作也對他影響很深，當然，佐哈爾對他的影響也極大，佐哈爾既是他的同事又是他的導師，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是圖里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另一個影響圖里的至關重要的人物就是霍姆斯，是他開創了描述翻譯學研究，從而使得圖里沿著這種路線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翻譯思想。 
 
圖里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作為學者的圖里 
 
吉迪恩・圖里（Gideon Toury）是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專門從事理論研究的教授，主要致力于詩學、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方向。 
 
第二，作為編輯的圖里 
 
圖里與蘭姆伯特和創《目標》（Target）翻譯研究雜志并擔任主編。曾任《本杰明翻譯叢書》（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的名譽主編，參與編輯了《猶太人翻譯史》（Jewish Translation History：A Bibliographies and studies）等許多著作。 
 
第三，翻譯理論家圖里 
 
圖里是上世紀七、八年代低地國家翻譯理論界非常有影響的人物，他的主要研究興趣是翻譯研究的方法論，文化設計與翻譯和翻譯史。他以同為以色列人的當代著名文學及翻譯理論家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統論為出發點，沿著霍姆斯開創的翻譯研究學派的基本路線，做了大量的翻譯描述和理論建設工作。他系統地闡述了霍姆斯提出的描述翻譯思想，為該學科的發展做出了最大貢獻。圖里的譯學著作較多，其中較著名的包括1977年出版的《翻譯規范與希伯來語文學翻譯（1930-1945）》、《翻譯理論探索》、《描述翻譯學及其他》。 
 
2.吉迪恩・圖里的翻譯理論 
 
圖里的研究工作可分為兩期：第一期自1972年至1977年，主要與佐哈合作，采用多元系統理論框架對1930-1945年間影響外國小說移入希伯萊語的諸多文化因素進行系統全面的社會學研究，其代表作是《翻譯規范與希伯萊文學翻譯》（Toury，1977）；第二期自1975年至1980年，其理論范式仍然是多元系統理論，但已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和相應的理論假說，主要根據自己從調查中所采集到的資料數據致力于建立一種全新的翻譯理論――描述翻譯學研究。從1980年到1995年大約十五年的時間是圖里對該理論的修正期。他的著作《描述翻譯學及其他》就是實踐和發展霍姆斯描述翻譯學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翻譯學涉及面最廣大，系統性最強的專著”。（蔣曉華，1998） 

2.1指出描述翻譯學研究的重要性 
 
圖里不僅在理論上分析了描寫研究對翻譯研究學科的重要意義，而且在實踐的基礎上對以經驗方法進行的描寫研究進行了系統的總結。他指出：“經驗學科的產生是為了對世界的某些現實進行系統的限定的描述。因此，任何經驗學科如果沒有描寫分支的存在，就不能稱之為完整的相對獨立的學科”。（Toury，2001：1）他認為，描寫研究方法是形成理論的最好方法，其中包括檢驗、否定、修正并完善理論的過程。描寫分支和理論分支之間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在這種相互作用中產生的研究成果更完善、更具有意義，有助于深刻理解研究內容，并使學科應用成為可能。翻譯研究這門學科的主要內容是現實中的現實，而不是預先假設和理論模式中得出的推斷。（Toury，2001：1）描寫研究在實際研究中積累豐富的事實根據，不僅對翻譯行為做出詳盡的描述和解釋，從而有充足的根據做出合理的預測，而且為學科的理論建設奠定了基礎。圖里認為，“描寫研究中的所有發現，能夠形成一系列連貫的法則，闡明翻譯所涉及的一切變量的內在聯系。”形成這些法則是翻譯研究學科理論方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在具體情況下預測翻譯行為和結果。得出法則的條件因素必須具體明確，因此，首先要建立翻譯行為的規范以及在最大程度上控制功能、過程和譯品的參數。（Toury，2001：16） 

2.2提出以譯入語為導向的研究方法 圖里在發展翻譯理論的探討中，發現以原語為導向的理論模式存在著缺憾。他認為翻譯的概念應該大大拓展。他認為只要譯入語文化讀者眼里把一個文本視為翻譯，它就是翻譯，而不是說要翻譯成什么樣子才能稱為翻譯。（Toury，1980：22―39）他從譯語文化的宏觀條件考察譯作，認為譯作是譯語文化所接受的文化產物，是容納他們的譯語文化的事實，譯作成為文化的組成部分反映了譯語文化的構成。譯作總是受限制于不同的社會文學背景因素，所以無固定的特性，翻譯成為依靠歷史和文化力量的一個相對的名稱。（Gentzler，1993：129）圖里因此提出翻譯以譯入語為導向的觀點，形成注重翻譯的譯語文化、譯語文化特征與翻譯的關系的研究方法。圖里相信，翻譯作品和翻譯活動在未來譯語文化中的地位和功能、譯作的形式、譯者在翻譯中采取的策略等組成了一系列相互聯系的事實，我們從中發現它們相互依存，試圖在研究中解釋表明功能、譯作和翻譯過程之間關系的規律性。（Toury，2001：24） 

2.3翻譯規范。 
 
圖里提出了翻譯過程中的三種規范：初始規范（initial norm）、預備規范（preliminary norms）和操作規范（operational norms）。圖里認為，初始規范指譯者首先須在源于文本規范與目的語文化規范之間做出的基本選擇：譯者要么受制于前者，要么服從于后者，使譯文在目的語文化中得到認可（2001：56）。初始規范反映出譯者是盡量忠實（Faithful）地保留源文本中的各種參數，還是尋求最大限度地使目標文本適應目標語中盛行的語言和文學規范（即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之間做出選擇）。（譚載喜譯，2005：108）按照圖里的解釋，預備規范被界定為在兩個不同但明顯相關方面發生作用的規范。第一個方面是，在特定時間的特定文化或語言中是否存在某個連貫的翻譯“方針”。這種方針體現為特定語言偏愛選擇哪些作品、作者、體裁、派別或文學進行翻譯。第二個方面是，特定文化如何去看待從其他語言譯本轉譯過來的翻譯。操作規范指用來“指導翻譯過程中做出實際抉擇”的翻譯規范。（Toury，1980：54）它屬于翻譯行為的微觀抉擇，一般指導譯者翻譯活動中使用的翻譯技巧。它影響篇章中語言材料的分布方式、篇章結構和文字表述，因此也直接或間接地約束目標語篇章和源語篇章之間公認的關系，即哪些在轉變中可能維持不變，哪些會發生變化。這種操作規范能約束作為源語材料替代物的目標材料本身，決定這些材料在篇章中的位置。譯文中所謂省略、增添、位移和篇章切分等都受操作規范制約。 
 
不過，圖里還認為，最重要的是初始規范（initial norms），可說明譯者要么以原文為依歸遵守原語的語篇關系和規范，要么遵守譯語以及譯語文學多元系統（該系統第一部分）的語言和文學常規。圖里解釋說，所謂“初始”，只是在邏輯上先于較具體的操作規范之意。這種規范決定一個譯者翻譯某篇作品（甚至所有文學作品）時的整體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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