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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論 新世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1
發布時間：2017-07-19 16:03 點擊：
進入新世紀以來，市場經濟、全球化以及現代傳媒的合謀使得中國文學的境遇變得越來越“險惡”。雖然優越的文學制度和意識形態對于文學的倡導仍然一以貫之，雖然主流意識形態對中國當下文學“大繁榮大發展”的“歷史最好時期”的判斷仍然堅定而可信[①]，而一年一千部的長篇小說以及上萬部的中、短篇小說也足以支撐這種“大繁榮”“大發展”的判斷，但是大眾文學期待的降低、文學接受和傳播方式的變化、作家身份與形象的改變、當代文學史的滯后以及當代文學評價標準的混亂，等等，都造成了中國當代文學面貌的被“改寫”和當代文學地位無可奈何的衰落。與中國當代文學這種發展狀況相呼應，對當代文學的研究也面臨種種困境與問題，這表現為：其一，中國當代文學缺乏一個令人信服的評價體系，極端的、二元對立的、非此即彼的文學判斷再次“復活”，批評界無力讓全社會在當代文學問題上形成普遍的共識；其二，文學批評和文學史跟不上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節奏，這是成千上萬的文學作品被視為“無物”或“垃圾”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三，文學評價環境的混亂導致了文學生態的惡化，畸型的社會心理、“暴力”化的文學話語方式的流行使得正常的文學批評已經無法展開。這些或隱或顯的困境與問題，在2007年終于因為德國漢學家顧彬那個聳人聽聞的關于“中國當代文學全是垃圾”的訪談而日益尖銳地暴露了出來[②]。本文將以此為契入點，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面臨的問題做嘗試性的分析。一、中國當代文學究竟有沒有“經典”，應不應該“經典化”？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輕視和貶低，其實早在顧彬之前就已不是什么新鮮的事情。對于50-70年代的中國文學，學界因為其受到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過度”影響而否定其文學性；對80年代以后以先鋒小說為代表的“純文學”，學界又因其對西方文學的“過度模仿”、缺乏“原創性”而質疑其價值；對新時期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等等，劉曉波在1986年9月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召開的“新時期10年文學討論會”上則提出了所謂“新時期文學危機論”，給予新時期文學全面否定。他認為，“新時期文學存有危機，不是五四文學的繼續，而是古典文學拙劣的翻版”。在縱的方面，“新時期文學以‘尋根’文學為代表表現出一種向后看的意識”；在橫的方面，“大多數作家作品受理性束縛太甚、呈現出藝術想象力的貧弱，缺乏發自生命本體沖動的的藝術創造力”[③]；而對于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缺乏精神高度”、“價值混亂”、“沒有大師”、“沒有經典”等的指責也不絕于耳。事實上，顧彬的“垃圾說”不過是以一種特殊的身份把種種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否定和不滿進行了集中與放大。而他的“說法”之所以會演變成一個“事件”，也似乎正是新時期以來中國學術界不良學術風氣的一種放大，因現代化的自卑而導致的對西方的崇拜，不僅表現在經濟和社會領域而且也表現在學術領域，西方漢學家的贊賞會令中國作家身價倍增甚至文學史也因此被改寫，沈從文、張愛玲、錢鐘書等“文學神話”的誕生固然是西方漢學家一手制造的，而他們信口開河的“胡說八道”也更能引人注目。客觀上說，顧彬的“垃圾說”根本不值一駁，刻薄一點說，他連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言權都沒有。他研究中國古代詩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的閱讀量是少得可憐，他之所以敢于煞有介事地診斷中國當代文學的“病根”，之所以敢于對當代文學全盤否定，一方面，出自于他根深蒂固的無知、偏執與狂妄，另一方面完全靠的是中國學術界的西學崇拜所縱容和培育的“學術膽量”。他認為：第一，當代作家普遍缺少對文學堅定執著的信念，以功利和游戲之心對待文學，他們的文學生命短暫如蜉蝣；第二，當代作家普遍缺少外語能力，在這個國際化的時代，只能靠翻譯獲得國際文學資源，沒有真正的國際視野；第三，當代作家普遍不重視寫作語言的提煉和升華，沒有達到一個作家應有的專業水平，因此是“業余寫作”；第四，當代中國作家普遍缺少關注現實的勇氣，回避問題，重復歷史題材，不能成為當代中國社會民眾的代言人[④]。他對中國當代文學以上四點診斷，幾乎全是不靠譜的“歪理邪說”。尤其是“外語水平”和“業余寫作”的說法簡直是荒唐之極，在我看來，漢語是最具有文學性和審美性的語言，世界范圍內的外國作家有幾個精通“漢語”的？他們又怎能成為偉大作家？文學的本質就是“業余”的，文學一專業恐怕就不是“文學”了。而“代言人”問題更恰恰是說反了，自五四以來中國作家就是因為“代言人”意識過于濃郁，才不同程度地犧牲了文學。事實上，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炮轟”，正如北大教授陳平原所指出的那樣：“顧彬對當代中國文學的批評是嘩眾取寵，根本不值得認真對待。”“顧彬對當代中國文學的批評不是一個學者對中國當代文學進行研究分析之后做出的學術判斷，而是一種大而化之的，憑感覺說出來的話。因此，中國作家也沒有必要太在意。”[⑤]然而，我們可以不理會顧彬的“炮轟”，卻不能不反思中國文學界內部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根深蒂固的輕視與否定。從五四中國現代文學開端到現在，中國文學已走過了近百年的歷程，但是對這百年中國文學的認識，學術界似乎一直都停留在中國現代文學階段，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的認同似乎也僅限于現代文學三十年。而從1949年到現在中國當代文學已有了近60年，兩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但卻籠罩在現代文學的“陰影”中，一直陷于沒有經典、沒有大師的窘境之中，學術界很長時間寧可前赴后繼地去“研究”、“挖掘”、“重新發現”現代文學史上的那些二流、三流的作家作品，也不愿正視當代文學的成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真的沒有經典、沒有大師？還是種種偏見蒙蔽了我們的雙眼，使我們不能發現和認識經典與大師？這是今天的中國當代文學界不能回避的問題。如果真的沒有經典、沒有大師，我們的文學“大繁榮大發展”不就是虛假的繁榮，不就是一句空話？這60年留給后人、留給歷史的不就是一個可怕的空白？如果有經典也有大師的話，那么阻礙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癥結又是什么呢？首先，我覺得，厚古薄今、輕視當代、“文人相輕”的心理自古就有，而在今天的中國文學界尤其嚴重。其次，“當代人不宜寫當代史”、“當代文學沒有經過時間的沉淀和檢驗”、“當代人與當代文學之間沒有必要的距離”等等文學史觀點也阻礙了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其三，從大學的學術體制來說，對現代文學和現代文學學者的“崇拜”是當代中國大學人文學科的普遍狀況。這是因為現在學科體制里“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是由研究現代文學的一批杰出學者開創的，“重現代輕當代”是理所當然的。當代文學作為現代文學的衍生品、附屬品，不僅其成就會自然而然地被看低一格，而且研究隊伍也無法跟現代文學的隊伍相比。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領域中，各大學“現代文學”研究力量與“當代文學”研究力量的不平衡一直是一個顯著的問題。不僅如此，甚至當代文學研究本身的價值也常受到懷疑。許多人認為對當代文學作品的評論與研究沒有學術性、沒有“學問”，正如陳曉明先生所言：“文學批評在大學科目里沒有位置，因為大學教授都不是批評家，從事文學批評很難躋身教授行列，這樣一個矛盾使大學的文學研究與現實的文學創作相隔絕。”[⑥] 可以說，正是如上種種主客觀的原因造成了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誤讀”，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與歷史化過程。在我看來，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新時期文學的成就無疑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最為輝煌的篇章。無論是從漢語本身的成熟程度和文學性的實現程度來看，還是從當代作家的創造力來看，“當代文學”的成就多要遠遠超過了“現代文學”。現在的問題，不是中國當代文學沒經典、沒有大師，而是我們對于經典、大師不敢承認。正如王堯、林建法在其主編的“新經典的文庫”序言中所說的：“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偏見和無知，不僅來自‘外部’的影響，也同時在受到‘內部’的干擾。這些影響和干擾，使許多人不能正視這樣的事實：在這二十年當中，我們已經有一批杰出的或偉大的作家。”因此，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來說，理直氣壯地去篩選、研究和認定那些涌現在我們身邊的“經典”正是一個緊迫的任務。一個沒有“經典”的時代是可悲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呼喚和確立當代“經典”。當然，我們也要承認，“經典化”問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并不是憑熱情和沖動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但我們至少應該完成認識論的“轉變”并真正啟動這樣一個“過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首先應該澄清幾個誤區：其一，對于“經典”的神圣化與神秘化誤區。什么是經典呢？就人類的文學史而言，“經典”既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類歷史上那些杰出、偉大、震撼人心的文學作品的指稱，又是一個無法進行精確檢測和證明的修辭性概念，因為對于不同的人來說，因為各自的角度、背景和趣味、修養等的不同，他們對所謂“杰出”“偉大”“震撼人心”等等詞匯的理解也可能完全不同。應該說，經典既有客觀性、絕對性的一面，也有主觀性、相對性的一面，經典的標準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歷史、藝術、美學等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成為命名“經典”的原因或標準。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明確的是，“經典”不是十全十美、無可挑剔的代名詞，在人類文學史上似乎并不存在毫無缺點并能被任何人所認同的“經典”。因此，對每一個時代來說，“經典”并不是指那些高不可樊的神圣的、神秘的存在，只不過是那些比較優秀、能被比較多的人喜愛的作品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今中國文壇談論“經典”時那種神圣化、莫測高深的烏托邦姿態，不過是遮蔽和否定當代文學的一種不自覺的方式，他們假定了一種遙遠、神秘、絕對、完美的“經典形象”，并以對此一本正經的信仰、崇拜和無限拔高，建立了一整套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倫理話語體系與道德話語體系，從而充滿正義感地宣判著中國當代文學的死刑。我們有趣地看到，“經典”的神圣化和神秘化在此又演變成了“經典”的倫理化與道德化，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根本性障礙。其二，“經典”的“自動呈現”誤區。與對“經典”的神圣化和神秘化傾向相呼應，許多人宣稱經典是自動呈現的，經典的價值是先天具備、無須命名的。所謂“酒香不怕巷子深”、所謂“是金子總會發光的”等生活哲理似乎也證明了這樣的觀念。但是，這樣的觀點恰恰又忽略了文學“經典”的特殊性，文學經典是在閱讀的意義上體現其價值的。一個沒有被發現的經典，一個沒有被閱讀的經典，一個沒有對人類的精神生活產生影響力的經典，其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我們知道，在人類歷史上能正式出版、發表、流傳的作品只是極少數，而可能有大量的文本會因為編輯、審稿體系或其他原因而無法面世，這些沒有面世的作品中可能就隱藏了無數的經典杰作，然而，這些經典杰作無論多么偉大，因為它沒有現實化因而就是沒有任何意義與價值的。而對于已經被認可的經典文學作品來說，它的價值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在不同的時代、面對不同的閱讀者，經典完全可能呈現不同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經典”的價值不僅不是自動呈現的，而且更是需要不斷地被發現，被賦予，被創造，被命名的。一個時代的作品，如果沒有被同時代人閱讀、研究、評論、選擇，那么，這個時代的“經典”是不會自動“現身”的。在對經典確立方式的認識上當下文學界存在一種普遍意義上的錯覺：即，“經典”只是過去時代的作品，總是過去時、歷時態的，它好像與當代沒有什么關系，當代人不能命名當代“經典”，當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對過去“經典”的緬懷和回憶。這種錯覺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在“經典”問題上的厚古薄今和輕視當代，似乎沒有人敢于理直氣壯地對當代文學作品進行“經典”的命名，甚至還有人認為當代人連寫當代史的權利都沒有。這實際上就“人為”地阻隔了當代人、當代文學通向經典的道路，并以“懸置”的方式剝奪了當代人認識和言說當代經典的“話語權”。更重要的是，在這樣一種“阻隔”面前，當代人正在逐步失去對當代生活和當代文學的信心，我們仿佛不是生活在當代，所謂當代，所謂當代文學似乎都成了一種“缺席”的、不在場的存在，更不要說當代經典了。這種對于當代文學變相的“虛無主義”可以說也正是當代文學面孔曖昧的一個重要原因。可以說，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問題最為核心的就是命名權的問題。在當代文學經典的確認和命名問題上，當代人常常被剝奪了命名權。我們總是把對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和歷史化的責任推給時間和后人，我們總是以時間沉淀不夠、距離太近、情緒視角的影響等等理由延宕對當代文學經典的命名。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嗎？我當然相信時間的力量，相信時間會把許多污垢和灰塵蕩滌干凈，相信時間會讓我們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蓋的真相，但我懷疑，時間同時也會使文學的現場感和鮮活性受到磨損與侵蝕，甚至時間本身也難逃意識形態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對我們身處時代“考古”式的闡釋會比我們親歷的“經驗”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對我們身處時代文學的理解會比我們親歷者更準確。我覺得，一部被后代命名為“經典”的作品，在它所處的時代也一定會是被認可為“經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當代默默無聞的作品在后代會被“考古”挖掘為“經典”。(換句話說，即使它被后人“考古”挖掘為“經典”，那它對所處時代的讀者也是毫無意義的。我很難想像一部對它所處的時代和它所處時代的讀者毫無精神影響的作品會成為“經典”。)也許有人會舉張愛玲、錢鐘書、沈從文的例子，但我要說的是，他們的文學價值早在他們生活的時代就已被認可了，只不過建國后很長時間由于意識形態的原因我們的文學史不允許談及他們罷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當代人、同時代人的命名更可靠，更不可或缺。不僅，我們每一個作家都首先應該有追求“經典”、成為“經典”的勇氣，而且每一個讀者也應該是一個“經典”的確立者和命名者。實際上，文學的經典化過程，既是一個歷史化的過程，又更是一個當代化的過程，它不應是“過去時態”，而應該是“現在進行時態”的。文學的經典化時時刻刻都在進行著，它需要當代人的積極參與和實踐。文學的經典不是由某一個“權威”命名的，而是由一個時代所有的閱讀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說，每一個閱讀者都是一個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權力”。而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或一個文學閱讀者，參與當代文學的進程，參與當代文學經典的篩選、淘洗和確立過程，更是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使命。Unitrans世聯翻譯公司在您身邊,離您近的翻譯公司,心貼心的專業服務,專業的全球語言翻譯與信息解決方案供應商,專業翻譯機構品牌。無論在本地,國內還是海外,我們的專業、星級體貼服務，為您的事業加速！世聯翻譯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國際交往城市設有翻譯基地，業務覆蓋全國城市。每天有近百萬字節的信息和貿易通過世聯走向全球！積累了大量政商用戶數據，翻譯人才庫數據，多語種語料庫大數據。世聯品牌和服務品質已得到政務防務和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大中型企業等近萬用戶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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