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在北京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的中美兩國元首，就進一步推進和深化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達成重要共識。這是中美元首繼莊園會晤后又一次莊嚴宣示共建“新型大國關系”。2013年6月8日習近平主席訪美時首次向美國總統正式提出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杜尚澤、溫憲，2013：1）。這是中國領導人為打破西方傳統大國關系模式——“國強必霸”（A strong country must seek hegemony.）所作的重要外交構想和理論創新。“新型大國關系”涉及當今世界最重要、最復雜的雙邊關系，代表著一種全新的重大國際關系理論，具有豐富的和平外交思想。然而，由于中美兩國語言文化、思維方式、意識形態和外交體制上的不同，雙方對這一概念的認知、解讀和翻譯并非完全一致，有時甚至存在著巨大差異。這一點并未引起國內學術界和新聞媒體的應有重視，以至于出現了一詞多譯的混亂現象，甚至盲目照搬美國譯法，這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習近平對美外交宗旨和本意。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外交部敢于摒棄西方外交邏輯和語言傳統習慣，積極探索外交新詞對外翻譯的中國特色，其對“新型大國關系”的創新譯法堪稱“政治等效”翻譯典范，對促進中美關系、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外交部對“新型大國關系”的創新譯法 在去年中美元首加州會晤現場，“新型大國關系”一詞被中方外事譯員統一譯為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筆者注：外交部譯員有時將“大國”譯為帶連字符的major-country）（Press Office，2013-6-8）。而當時美國政府和主流媒體則將之譯為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Lampton，2013：1）或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Denmark，2013：129）。一些英美媒體甚至故意將之意譯為G2（The Group of Two）（兩國集團、中美共治）、Chimerica（中美國、中美共同體），甚至tributary system（朝貢體系）（Anderlini, 2013）。 中美翻譯版本最大的不同在于對關鍵詞“大國”一詞的理解和翻譯。中方對“大國”一詞的翻譯并沒有套用西方傳統上的習慣用語major power(s)/great power(s)，而是新造了英語詞組major country來表達。外交部采用以上創新譯法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power(s)/major power(s)/great power(s) 在漢語文化中多半是貶義詞，常表示“強權、列強、權力、權勢、強國、大國”等含義，容易讓人聯想到強權政治或霸權主義；而在西方外交學詞典里，則是指在國際體系中擁有支配他國權力的國家，其標準是強權政治、軍事實力和戰爭能力。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其專著《大國政治的悲劇》里宣稱，國際政治就是大國政治，大國政治始終處于一種悲劇狀態；大國的最終目標是成就霸權、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權力，大國競爭注定是零和博弈（Mearsheimer，2001：1-16）。耶魯大學歷史學家肯尼迪（Paul M. Kennedy）在其名著《大國的興衰》中指出大國興衰的歷史規律，即一個大國的興起同時伴隨著另外一個大國的衰落（Kennedy, 1987：1-5）。中美兩國對“大國”的兩種定義代表了不同的外交文化，說明power/power politics（權力/強權政治）不是中國外交追求的目標。因此，習近平所說的“大國”絕不能等同于英語中的major power/great power。二是major country（直譯為“大型國家、主要國家”）是中性詞，中方想用之來表達中方新型“大國”外交理念和獨特的價值觀，如和平共處、合作雙贏、和為貴、不爭霸、平等互利、公平正義、以德治國等思想，以區別于西方傳統意義上追逐權力的“大國觀”。三是major country的用法符合中國國情。中美兩國雖都是大國，但兩國實力相差巨大，美國是世界超級大國和最發達的國家，而中國只是發展中國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強國。中方用major country向美方表明中國只是人口或面積上的“大型國家”，沒有挑戰美國霸主地位的實力和意圖。這樣可以避免美方不必要的戰略憂慮和外交誤會。總之，major country與漢語詞匯“大國”在語言形式和文化內涵上實現了高度統一。 外交部前副部長、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傅瑩在介紹“新型大國關系”的翻譯背景時說，美國智庫習慣用great powers來表達“大國”概念，而其在中文里通常被譯為強國甚至強權。在中國，大多數人并不認為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強國，更不認同強權政治。外交部采用major country譯法對“大國”二字賦予了不同的政治內涵，旨在表明中美不走大國對抗的老路（傅瑩，2013：5）。另外，美國智庫提出的意譯法Chimerica或G2也是不合適的，因為以上兩種英文概念都含有中美共治的霸權主義色彩，這和中國政府的外交主張是完全相背離的。 “新型大國關系”除關鍵詞“大國”外，“新型”和“關系”兩個詞的翻譯也很重要。一般來說，model（模式）的語體比type（類型）、pattern（式樣）更正式、莊重、專業，強調方式的創新性和獨特性，也符合外交語言的文體特征。“關系”一詞盡管可用單數形式relationship或復數形式relations來翻譯，但relationship更合適、更貼切，原因是從詞典意義上來說，relations多指關系的一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而relationship則強調關系的特殊性、具體性和情感性。從外交學的角度上來分析，中國領導人提出“新型大國關系”的概念定位非常明確，專指中美關系，因此relationship更切合中美關系現實與語境。正是由于中美關系的極端特殊性和重要性，使得中國決策者需要提出一個全新的外交理念來處理中美關系，以打破“崛起大國與霸權大國必有一戰”的歷史魔咒。 二、中方對新譯名的創造性傳播與推廣以及美方的積極反應 （一）外交部對“新型大國關系”新譯名的延伸與拓展 外交部在統一、規范“新型大國關系”的譯名之后，還將“大國”的譯名major country延伸和拓展到所有包含有“大國”一詞的外交術語上來，形成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話語。如對“大國外交”“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負責任大國”“大國沖突與對抗”等關鍵話語的翻譯，都徹底替換掉西方國家的慣用語power/major power/great power。舉例說明如下： “大國外交”“中國特色大國外交”。2013年6月27日，外交部長王毅在第二屆世界和平論壇上發表了題為“探索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路”的演講，闡述中國的大國外交理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被中國外交部譯員譯為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ang，2013-6-27）。這是比較妥帖、規范的譯法。然而，美國著名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的《中國簡報》卻故意將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譯為great power diplomacy（Glaser & Szalwinski，2013：10）。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2013年9月21日，王毅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發表題為“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演講，其譯文是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Wang Yi，2013-9-20）。12月3日，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記者會，在談到中美關系時，外交譯員將“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譯為the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new model of China-US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Hong，2013-12-3）。以上兩種翻譯都比較貼切，但從術語的簡潔性要求來說，a new model of China-US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是最佳譯法。 “負責任大國”。2013年12月16日，王毅在北京“2013中國與世界”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了題為《開啟中國外交新征程》的演講，現場外事譯員將“負責任大國”譯為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Wang Yi，2013-12-16）。同樣，在2013年12月31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當談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外交角色時，外事譯員將“負責任大國”也譯為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Hua，2013-12-31）。 “大國沖突與對抗”“大國關系”。2014年7月9日，習近平在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發表了《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講話，認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體現了中美雙方決心打破大國沖突對抗的傳統規律、開創大國關系發展新模式的政治擔當。譯員將“大國沖突對抗”“大國關系”分別譯為major-country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major-country relations（Xi, 2014-7-9）。 同時，外交部幾乎在所有正式外交場合，凡涉及有“大國”的外交詞匯，都統一譯作major country，如“崛起大國”（rising major country），“新興大國”（emerging major country），“傳統大國”（traditional major country），“守成大國”（established major country /conservative major country），“大國形象”（major country’s image），“世界大國”（world’s major country），“大國地位”（major country status），“地區大國”（major regional country），“貿易大國”（major trade country），“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responsible major developing country），“溫室氣體排放大國”（major greenhouse gas–emitting country）（詳見外交部官方英文網站http://www.fmprc.gov.cn/wjb/eng.）。 （二）中方對“新型大國關系”新譯名的多層次、全方位推廣與傳播 自中美首腦莊園會晤一年多來，外交部對美國政界、新聞界和學術界開展了三位一體的譯名推廣與傳播活動，始終將“新型大國關系”統一譯為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對美國政府決策層，無論是中美元首會晤，還是戰略對話，外交部都高調推出“新型大國關系”的官方標準譯文。如利用2013 年的中美第五次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元首圣彼得堡會晤、美國副總統拜登訪華、國務卿克里訪華、中美元首海牙會晤、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訪華、習近平特使、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出席聯合國氣候峰會、中美元首北京會晤等20多次重大外交活動，持續開展了新譯名的語言接觸和話語實踐活動。對美國著名智庫和精英階層，外交部對“新型大國關系”的概念內涵和官方譯文作了10多場密集宣講、推介活動。主要有2013 年的王毅分別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演講《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和在北京“2013中國與世界”國際研討會上的演講《開啟中國外交新征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中美關系演講、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的演講《開創中美人文交流新境界》；2014年外交部美大司司長謝鋒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哈佛大學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崔天凱先后在美國進步中心、亞洲協會、和平研究所、哈佛大學和美亞學會發表中美關系主旨演講。針對美國社會輿論，外交部無論是利用每日新聞發布會，還是美國主流媒體，對“新型大國關系”的概念和譯名開展了30多次系列宣傳和說明活動。如2013年，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The 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題為An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U.S.-China Ties的文章，國務委員楊潔篪分別在美國The Washington Post, 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發表題為U.S., China can forge a mor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和Implementing the Chinese Dream的文章，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在U.S.A.Today發表題為U.S. and China strengthen bonds people-to-people的文章；為紀念中美建交35周年，2014年王毅在外交部英文網站等中國主流外文媒體上發表了題為Build on Past Progress to Develop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文章；崔天凱接受美國PBS的中美關系專訪，并分別在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Foreign Policy上發表題為Culture Brings Us Closer，We Have Much to Celebrate的署名文章（詳見外交部官方英文網站）。 （三）美方對“新型大國關系”創新譯法的逐步認同與接受 總體來說，美國政府對中方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反應是積極的和正面的。2013年中美首腦舉行莊園會晤時，面對習近平提出的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奧巴馬總統回應說，美國歡迎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繼續和平崛起，中國不斷走向成功符合美國的利益。中國的和平、穩定和繁榮不僅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全世界和美國。我非常期待a new model of cooperation（一種新型合作模式），它將成為我們今后多年共同迎接全球挑戰的牢固基石（Press Office，2013-6-8）。從奧巴馬的發言看，要美方一開始完全接受中方的這個新譯法，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之后奧巴馬總統、拜登副總統、克里國務卿等美國高層官員多次在不同的場合對中方的提議表示歡迎。 2013年11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在喬治城大學發表America’s Future in Asia（美國在亞洲的未來）的演說時強調，seek to operationalize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我們尋求與中國實際建立新型大國關系）。賴斯向中方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希望盡快operationalize（實施、落實）“新型大國關系”。 2013年12月5日，美國政府在白宮發布U.S. Fact Sheet on Strengthening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美國關于加強美中經濟關系的簡報》），文件提到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s shared commitment to create 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奧巴馬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共同承諾建立的新型大國關系）（The White House，2013-12-5）。這是美國政府首次在官方文書中使用中方譯文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標志著美方對中國外交部譯本的正式認可。 三、“新型大國關系”創新譯法的現實意義 一方面，“新型大國關系”創新譯法具有重要的外交戰略意義，有力地提升了中國國際話語權。翻譯是話語的再構建，外交翻譯是國際話語權的再創造。“新型大國關系”創新譯法是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創新對外宣傳方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要求的重要舉措、大膽嘗試和成功實踐，有效、忠實地傳遞了中國特色大國關系理念的內涵。這對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和外交思想，構建中國對外話語體系、增強國際影響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并未帶來相應的話語權，有時甚至存在著話語缺失。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國的話語霸權主義和對中國的政治偏見、話語歧視。張維為指出，“中國崛起一定要伴隨自己話語的崛起，否則這種崛起是靠不住的”；“中國應嘗試建立一套可以與西方世界溝通的中國自己的標準話語體系”（張維為，2014:10）。“新型大國關系”是東方國家對西方話語主導權的一次重要沖擊，正匯集成新的中國特色外交話語體系。這一術語的翻譯看似簡單，其實蘊藏著重大的外交哲學思想，也暗含著中美之間激烈的話語較量。好的中國外交理念如果沒有科學的譯法，就很難走出國門，實現跨文化交際，帶來相應的目的國讀者接受和認同。 另一方面，“新型大國關系”創新譯法具有重要的國際學術價值和語言學意義。“新型大國關系”是中國政府基于民族傳統外交文化和對美外交工作的現實需要而提出的重大外交新概念，是當前國際關系中最具創意的“中國方案”之一，極富政治敏感性和中國特色，它在西方國家的外交文化和制度中根本不存在。要準確譯出中方的原創意義，必須進行創新翻譯，既不能簡單地直譯為西方國家喜聞樂見的外交術語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也不能想當然地意譯為美方所鼓吹的Chimerica或G2。中國外交部另辟蹊徑，用major country來重新定義“大國”概念，顛覆了西方傳統思維中固有的“大國”形象，對弘揚和凝練國際語言生態中的中國元素、中國特色，對創建中國特色的語言學、翻譯學乃至外交學、國際傳播學，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學術自信和話語權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啟發作用。 四、建議 建議加大對“新型大國關系”創新譯法的深度推廣，將之列為今后一個時期中國對美公共外交的一個工作重心。目前國內外對“新型大國關系”系列概念的解讀和翻譯遠不夠高度統一。美國的一些重要官員、媒體和學者不顧中方的再三提示，高調采用美式譯法。國內不少主流英文媒體如央視網、新華網、人民網、中國日報網、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的英語網站，在翻譯“新型大國關系”上仍在無意識地搞“國際接軌”、照搬西式“標準”譯法。為此，建議外交部對內強制推標準譯法，在此基礎上統一、規范“新型大國關系”系列話語的構建、翻譯、傳播工作；對外主動回應美方的關切和疑惑，耐心、坦誠向美國決策層、新聞媒體、智庫專家和社會民眾說明“新型大國關系”的概念內涵和翻譯用意，以打消美方的戰略猜忌和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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