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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ro認為翻譯就是“努力創造透明的文本、透明的不像是翻譯過來的”,韋努蒂將“透明的翻譯”看作是一種幻想,實際上市“一種流程的話語效果,一種譯者遵守當前語言的用法、保持連貫的句法,確定正確的意義從而努力保證譯文明白易懂的效果”。
其實在翻譯實踐當中,很少有人完全透明翻譯,尤其當翻譯活動發生在差異較大的兩種文化之間時更不容易發生,因為不管譯者如何努力將譯文歸化,不管譯文看起來有多么流程和透明,譯文中外國人的人名和地名不時提醒目的語讀者,他們閱讀的文本是從外文翻譯過來的,如中國人名、地名,常常令英語國家的人感到奇特、拗口,畢竟很少有譯者將人名、地名完全歸化。
《日記》是用“歐化的漢語”寫作而成的,敘述者大量使用冗長的鏈接詞語和從句,特別是顛倒的原因分句,如因為/所以、雖然、但、既然所引導的條件,讓步和時間的原因分句,1919年五四運動后,西歐文化和思潮在大眾大地上廣泛傳播,與許多同時代人一樣,丁玲渴望學習西方文化、深受西方文學的影響。
早期的作品遵循西方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帶有歐洲寫作手法的痕跡,因此《日記》的風格對于西方讀者并不陌生,連小說主人公的名字“莎菲”都是西洋的,是西方人名sophia音譯過來的,這就使述者一下子脫離了中國人熟悉的文化語境,有人斷言女主人公會在國外找到知音。
在上個世紀20年代,中國婦女起個西洋名字是件時髦的事情,但并不普遍,莎菲這個西洋名字暗示女人主人公不是尋常女子,而是一位現代、時髦的新女性,《日記》中其他的人名和地名都屬于地道漢語名字,不肯能也沒有被全盤歸化。